守护遗产 传承文脉

在第一个百年即将梦圆的年份,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在福州召开,这是继2004年苏州之后,我国第二次承办世遗大会。本专栏以“走近遗产、讲述历史、传承文化、服务受众”为定位,注重多角度、多层面讲述遗产遗迹的前世今生,探讨遗产遗迹的守望之道。

 资  讯 

苦寨坑原始瓷窑址群:中国瓷器文明发祥地

即时 | 2020-06-08 10:48

【世界遗产·文化】

福建日报社 福建省文物局 合办

2020年第14期

永春苦寨坑原始瓷窑址

文物名片 

苦寨坑原始瓷窑址群 

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群位于泉州市永春县介福乡紫美村西南面,分布范围约1500平方米。2015年底,考古人员发现9条原始青瓷龙窑遗迹,并出土大量原始瓷标本。2016年11月,对泉州辽田尖山和苦寨坑古窑址周边进行调查,新发现13处窑址,从而把中国烧制原始瓷的历史向前推进了200多年。

永春苦寨坑窑址群于2018年入列福建省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1月,“永春苦寨坑考古遗址公园”获评省级第一批考古遗址公园。

原始瓷从诞生时起,就凭借青绿如玉的釉色、坚硬细腻的胎质,赢得当时中原地区上层人士的青睐,成为统治阶层炫耀的奢侈品。这也就不难理解在“最早的中国”二里头遗址的出土物中,除了象征王权的青铜礼器,还有一些原始瓷器。原始青瓷成为青铜时代南方地区古越文明的象征。

前世传奇 

原始青瓷:古越文明的象征 

讲述人 羊泽林(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群的发现与发掘,是中国瓷器起源的一大突破,将我国瓷器起源的历史往前推进到夏代中期,因其意义重大,获评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位于泉州市永春县介福乡紫美村西南面,当地人称“苦寨坑”的一座山坡上,有着令人震惊的发现:这个海拔600多米、位置偏僻的山间小盆地边缘,竟然隐藏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原始青瓷窑址群。

2015年12月,考古人员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发现并确认苦寨坑窑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6年福建博物院、泉州市博物馆、永春县博物馆对窑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约350平方米,共发现9条有叠压打破关系的龙窑遗迹,均依山而建,分布密集。经碳十四年代测定,窑址距今约3800年—3400年,相当于中原的夏代中期至商代中期。对周边地区进行系统调查,又发现十余处同一时期的原始青瓷窑址。

中国瓷器起源以及早期瓷器的命名,是国际陶瓷学界曾经颇有争议的问题,大部分学者倾向于把商周时期就已出现的高温施釉器物称为“原始瓷”。何为“原始”?主要是相对于东汉末期的成熟青瓷,原始瓷在胎土的选择、淘洗、施釉的工艺技术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原始性。从技术史的角度来看,瓷器出现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原料的选择、烧成技术的改进和温度的提高、高温釉料的发现与使用。三个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永春苦寨坑窑址则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

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是,出土的陶瓷片和窑具垫饼均比较破碎,很少见可复原器物。大部分陶瓷片,包括窑具垫饼上都可见明显打击痕迹,一些陶瓷片的边缘甚至很锋利。据此推断,当时人们为了充分利用这些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硬度,将烧坏无法使用的陶瓷器加工成一些小型的刮削类工具,用来代替石器在生产和生活中进行使用。物尽其用,这些陶瓷残片将苦寨坑先民们的聪明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

窑炉的建造在窑业技术中属于最关键、最核心的技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陶器的烧造经历从无窑至有窑的过程,窑炉也从最初的同穴式升焰窑发展至横穴式升焰窑,再到平焰式龙窑和半倒焰馒头窑等。苦寨坑窑址群采用龙窑烧造技术,这也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龙窑之一。从出土标本来看,已出现成熟的窑具垫饼,并采用叠烧、套烧等先进烧造工艺。因此,无论从窑炉建造技术,还是制瓷、烧造工艺来看,在苦寨坑窑址群中还有可能发现更早的原始青瓷窑址,瓷器起源的年代应该还可以再往前推进。

纵观全国范围内,原始青瓷的发现和烧造地点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区,长江以北地区发现相对较少,而且没有发现烧造原始瓷的窑址。因此,大部分学者认为北方地区的原始青瓷是从南方传播交流过去的。与中原地区发达的青铜文明不同,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与青铜时代交替之际,南方的古越先民们充分利用自己的瓷土资源优势,不断总结制陶经验,改进窑炉技术,最终烧制出原始瓷。

原始瓷从诞生时起,就凭借青绿如玉的釉色,坚硬细腻的胎质,赢得当时中原地区上层人士的青睐,成为统治阶层炫耀的奢侈品。这也就不难理解在“最早的中国”二里头遗址的出土物中,除了象征王权的青铜礼器,还有一些原始瓷器。原始青瓷成为青铜时代南方地区古越文明的象征。

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群规模大,生产出来的产品去了哪里?与中原地区发现的原始青瓷有没有关系?需要我们以后进一步开展工作和研究。根据目前考古材料,在晋江流域的安溪、南安、晋江、惠安等地的青铜时代遗址,都发现大量与苦寨坑窑址产品相同的原始青瓷,在闽江流域下游、九龙江下游的青铜时代遗址也有发现。

这些遗址发现的原始青瓷是否都是苦寨坑窑址生产的?如果是,这些产品3000多年前的传播路线如何?不同流域的聚落之间是不是存在一种商业贸易行为?他们是如何交易的?拨开这些迷雾,则还需要考古工作者的时间和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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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瓷器碎片

今生故事 

古龙窑之火 烧旺乡村游 

东南网6月8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刘益清 通讯员 苏福彬 叶国强 文/图)车一驶入通往苦寨坑山的路口,满满的陶瓷元素便扑面而来:设计建设成瓷瓶形状的游客中心、陶瓷碎片贴成的陶瓷墙、摆放着各种陶瓷制品和介绍的陶瓷长廊、“陶瓷考古”趣味体验点。

2018年,当地制定了《福建省永春苦寨坑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纲要(2018—2030)》,以“陶瓷文化”为主题,依托永春县介福乡的原始青瓷窑址、现代陶瓷工业区、群山、溪流、密林、村落等资源,深入挖掘千年陶瓷文化精髓,建设集考古科研、文化旅游、陶瓷游乐、生态观光、休闲度假等特色业态于一体的旅游目的地。

“我们将利用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以介福龙窑瓷器制作技艺为主线,串联打造陶瓷旅游线路,加快推进陶瓷特色集镇建设。”介福乡党委书记林文永说,在陶瓷展馆后修复建设的龙窑“东月窑”,将进一步展示传统手工技艺文化,让古龙窑之火烧旺乡村旅游产业。

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群的发现,使介福乡名气大涨。这个乡素来以陶瓷为支柱产业,拥有丰富的高岭土资源,储藏量达5000万吨以上,陶瓷生产历史最远可追溯到夏商时期。宋元时期,介福乡的陶瓷即已远销海内外。

近年来,介福乡以打造介福陶瓷产业园区为统揽,全力推动陶瓷产业规模化发展,现有工艺陶瓷企业100多家,市场销售点遍布国内各省市,产品远销瑞典、荷兰等国家;艺术化、个性化茶具生产企业80多家,日产量达20多万套,约占全国销售市场30%。2019年,全乡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达22.2亿元。

随着对传统文化和传承技艺的重视加深,保护和发展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文化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据林文永介绍,目前介福乡正在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与各大高校进行深入交流,合作创立实践基地,并组织陶瓷文化走进校园,开展工艺陶瓷培训课。此外,还通过“以老带新”“名师带徒”的方式,进行工艺陶瓷人才培训,定期举行陶瓷工艺职业技能竞赛,致力培养出一批既了解传统陶瓷工艺,又能运用新技术、创新陶瓷技能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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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炉遗迹

陶罐残片

专家点评 

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专家组:

永春苦寨坑窑址和辽田尖山窑址印证了东南沿海广大的印纹硬陶生产区域,从技术上讲,都有可能创制出带釉的原始瓷器。窑址中出土了夏商时期的原始瓷器,与东苕溪流域原始瓷器的创烧几乎同时。区域考古调查发现在周边地区还有十余个窑址,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区域。表明这里与东苕溪一带各自在生产印纹硬陶的基础上创制了原始瓷器。

永春苦寨坑窑址的发掘厘清了这一区域的生产时代,出土了有相当质量水平的早期原始瓷器。产品主要在晋江流域使用,并影响到闽江流域,西周时生产的中心区域转移到闽北地区,以后在与浙东地区的竞争中消亡。苦寨坑发掘中清理了9座窑炉,其中有几座保存较为完好,为土洞式长条形的龙窑,与东苕溪流域是不同的技术体系。福建地区是原始瓷器生产的重要区域,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也十分紧密。

泉州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红兴:

永春苦寨坑窑址的发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是福建省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原始瓷窑址。其次,永春苦寨坑窑址出土的原始瓷标本具有浓重的地域特色,它与福建周边浙江省、江西省,甚至是福建本省闽北地区的原始瓷标本有着较大的差异。目前仅晋江流域的丰泽区、南安市、永春县、安溪县等地遗址中发现与其相类似的原始瓷标本。因此,其可能是自成体系。最后,原始瓷窑址的发掘,不仅清理出多座结构完整、保存相对较好的龙窑遗迹,而且这处窑址还出土了一批珍贵的原始瓷标本,对于研究我国商周时期原始瓷窑炉的结构形态、窑业技术及原始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从目前的发掘情况看,在遗址中发现的均为窑炉遗迹,遗址中暂没有发现跟窑炉遗迹相关的作坊遗迹、人类的生活聚落、墓葬等,无法了解当时人们的生产细节,更无从了解窑炉中生产出来的器物去向以及谁在使用等问题。

让文化资源在这里交流碰撞——“国际博物馆日”福建主会场探班

即时 | 2020-05-18 09:36

东南网5月18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林剑波)18日,“国际博物馆日”福建主会场活动在莆田市博物馆开展,主要有“千年国技光耀盛世——木雕、瓷器艺术展”、非遗技艺展演、文物捐赠等内容,同时结合线上博物馆、云展示等方式,与民众分享精彩纷呈的陈列展览,推介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

新馆“大开大门”

新建的莆田市博物馆坐落在美丽的绶溪公园旁,周边风景宜人。从高处俯瞰,整个博物馆犹如一柄“如意”,充满现代感。设计者巧用一条走廊,将A馆与B馆连接起来,两者看似相互独立,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新馆建筑面积近3万平方米,展厅面积有1.3万平方米。2018年全面对外开放后,累计接待500万参观人次,单日最高达5万人次。

馆长游国鹏介绍说,与一些博物馆不同的是,莆田馆不用事先预约、验进场电子票,而是“大开大门”,向民众免费开放。

A馆三楼有个莆田民俗文化陈列区,总是人头攒动。这个陈列区采用场景复合的方式,生动展示“岁时节俗”“人生礼俗”“民间信俗”等民俗文化。这些莆仙民间习俗,满满都是乡愁,让前来参观的市民感慨万千。

市博物馆融合视频拍摄、多媒体、3D电影、动画等新技术,用动态的方式让静态文化活起来,便于观众“秒懂”。

跨界“并行低唱”

目前,在莆田市博物馆的所有藏品中,主要包含四大类:当地存世文物5800多件、海捞出水文物3000多件、木雕文物4000多件、银饰文物1000多件,大都是偏地域特色的文物。其中一件东周青铜爵,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反映了商周时期的莆田土著文明。

在“千年国技光耀盛世——木雕、瓷器艺术展”中,陈列着景德镇陶瓷作品80件套,莆田木雕、传统家具、留青竹刻等木作84件(套)。展览通过包容性叙事,构建出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展示景德镇陶瓷、莆田木作的创作现状和艺术成果,展现艺术家对“器物与生活”的思考与探索。

莆田木雕滥觞于唐代,明清时期日益兴盛,成为地域文化特色的集中体现,并以“精微透雕”之绝技闻名于世,与浙江东阳木雕、浙江乐清黄杨木雕、广东潮州木雕并称为“中国四大木雕”。

“景德镇陶瓷与莆田木雕艺术这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好比复调音乐中两条独立的乐章,并行低唱。”游国鹏认为,两者生动演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与当下艺术审美之趋势,能够引领民众深入体验博物馆的包容。

增添“一抹亮色”

在主馆入口处,醒目地摆放着一个展板,上面有好几个“小小讲解员”的头像。在“5·18”当天,要举行“小小文化志愿者服务队”优秀志愿者颁奖仪式。

“博物馆不能自娱自乐,也不能纯粹地单向输出,而应该多引进来、走出去。”游国鹏表示,莆田市博物馆允许社会组织和团体自带活动内容和课程,进行双向甚至是多向的交流。

2018年“六一”期间,城厢区太平小学到市博物馆开展少先队员入队活动,现场极具仪式感。后来,太平小学又在市博物馆开展一次义卖,学生现场手工制作各种工艺品,所得款项均用于帮扶困难群众。

A馆与B馆之间有个走廊,借助这个空间,莆田市博物馆打造了一个公共休闲阅读场所,即“莆阳书房”。这里有1100平方米,包含售书、阅读、文创产品展示等区域,成为附近市民“家门口”的图书馆。

内设的“莆阳书房”,打破了大多数博物馆“朝九晚五、周一闭馆”的开放制度,为当地夜间增添了“一抹亮色”。据统计,“莆阳书房”月均接待群众达5万人次。

“博物馆是一个文化平台,理应让各种资源在这里碰撞,不断推陈出新。”游国鹏说,多元化交流能创造出更多新颖、活泼的文化传播方式。

活化八闽文物 讲好福建故事

即时 | 2020-05-18 09:38

活化八闽文物 讲好福建故事 

    ——写在第44个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致力于平等的博物馆:多元和包容”。这一主题反映了当今博物馆对于自身定位和功能的新思考和新认识。随着“博物馆热”的日益升温,中国博物馆的社会功能也在不断拓展和延伸。从国家层面上,博物馆正日益成为展示传播中华文明、凝聚国家认同、增强文化自信、促进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从社会层面上,博物馆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推动力;从公民层面上,博物馆是以文育人、以文化人、以文培元的知识宝库、灵感源泉和精神支撑。

今年5月18日前后,福建各地博物馆将举办丰富多样的宣传活动,庆祝第44个国际博物馆日。福建省文物局联合莆田市人民政府在莆田市博物馆举行“5·18国际博物馆日”福建主会场活动。

近年来,福建省文物行政部门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博物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致力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探索多元方式提供公共服务,举办多彩陈列展览,开展多样社教活动,取得了一定成绩。

截至2020年5月,福建省共有备案博物馆139家,其中国有博物馆103家,非国有博物馆36家。福建省共有国家级别博物馆40家,其中国家一级博物馆5家,国家二级博物馆14家,国家三级博物馆21家。经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全省可移动文物共469222件/套(计769364件),其中珍贵文物共92748件/套(计118592件)。全省国有博物馆均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漳州市、莆田市、浦城县、上杭县、永定区、建瓯市、闽侯县、霞浦县等完成了新馆建设,古田县、仙游县、光泽县、龙海市、顺昌县等博物馆新馆正在建设中。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省博物馆暂时闭馆一段时间。各地文物行政部门和博物馆主动作为,积极开展线上展览展示、互动等服务。在国家文物局推送的第一至第六批全国博物馆网上展览推介活动中,我省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厦门市博物馆、陈嘉庚纪念馆、福州市博物馆等5家博物馆的7个展览项目入选。同时,福建博物院和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等2家博物馆的海报还入选了全国“文物战疫100张海报”项目推介。

国际博物馆日前后,全省博物馆在常设展览之外,积极开设主题展览,特别是结合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在我省举办的契机,推出了一批精品主题展览,全面体现福建的文化底蕴和城市魅力,扩大福建文化遗产的世界影响力。

近年来,全省博物馆讲好福建故事,活化八闽文物,展览精彩纷呈。2019年全省博物馆共举办1230余个展览,参观人数3560余万人次。省文物局和永定区委、区政府主办的“苏维埃血脉——中央红色交通线”在福建土楼博物馆展出,省文物局和中共龙岩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红色印记 革命珍宝——中央苏区(闽西)红军标语展”在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展出。

越来越多的博物馆结合陈列展览或重大节日,积极开展社教活动,丰富群众文化体验。每年国际博物馆日前后,省内多家博物馆开展“鉴宝”活动,文博进校园、进军营、进社区活动,吸引了许多群众参加,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

文物保护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共同守护民族记忆。为推动国有博物馆与非国有博物馆的馆际交流,助力非国有博物馆发展,2018年福建省屏南耕读文化博物馆与福州市博物馆开展我省非国有博物馆与国有博物馆的“结对帮扶”试点,联合举办“福文化展”,并将展览带进福州市区中小学校;2019年德化县顺美海丝陶瓷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华光溢彩——福建省非国有博物馆馆藏精品首次联展”。

此外,在2019年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福建省文物局参与承办了“互联网+中华文明”展览和数字海丝分论坛活动,展览汇聚了“互联网+中华文明”的优秀项目与最新成果,充分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交互展陈等技术,做到动静结合、虚实相宜,多方位展示,主要展示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敦煌研究院、上海博物馆以及福建省昙石山遗址博物馆和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的VR“畅游遗址”等全国20余家文博单位的数字化项目成果。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博物馆是文物保护利用的重要平台,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场所。今后,我省各地博物馆将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多元的方式,深入挖掘和系统阐发文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推出更多精品展览和社教活动,带来多样的文化体验,让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群众,不断推动福建文化强省建设。(谢海潮) 

猫耳山商周窑址群:龙窑之祖

即时 | 2020-04-27 09:52

【世界遗产·文化】

福建日报社 福建省文物局 合办

2020年第12期

猫耳山商周窑址群全景

黑衣陶豆、罐

文物名片 

猫耳山商周窑址群 

猫耳山商周窑址群,位于浦城县仙阳镇下洋村,占地面积约100万平方米。至2006年,共揭露面积2250平方米,发现商代早期陶窑9座,新石器时代墓葬2座、商代墓葬21座,以及灰坑等遗迹和大量石器、陶器、陶片等遗物。

遗址内发掘的2座斜坡式长条形窑(龙窑)结构保存完好,同浙江上虞李家山商代龙窑相似,而时代更早,具有一定原始性,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商代早期原始龙窑。该处窑址分布集中、规模较大、窑型多样,其间还有叠压、打破关系,为研究我国早期窑炉,特别是龙窑的起源和发展演变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获评“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3年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入选首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

猫耳山窑址群中发掘的龙窑,年代约在商代早期,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完整、年代最早的龙窑。学术研究证明,猫耳山是中国龙窑的起源地之一。

前世传奇 

南方窑业滥觞之地 

讲述人 郑辉(猫耳山遗址考古发掘领队、文博研究员)

猫耳山商周窑址群是我国首次发现的不同类型窑炉集中分布、保存完整且存在早晚叠压关系的窑群遗址。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认为,猫耳山长条形窑的发现,对于探索我国南方地区窑业技术的发展和龙窑的起源及原始瓷的产地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早前,我国南方江、浙、闽、赣、粤等地区发现的先秦时期窑址数量贫乏,大多为单一类型窑炉,仅保存部分窑底痕迹,结构不清。专家学者很难从中推断窑炉的发展演变过程,研究受到局限。为此,传统上学术界都这样认为:圆窑系统为北方技术传统,龙窑系统才是南方的技术传统,它们代表着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文明,是不同文化环境的产物。

然而,通过对猫耳山窑群考古发掘出的9座窑炉的地层叠压关系、碳十四年代测定、出土标本的比较分析发现:一期窑炉距今在3600年以上,从结构来看属于升焰窑;二期窑炉距今约3580年,为典型的半倒焰窑;三期窑炉距今约3500年到3400年,由火膛、火道、窑室和烟囱组成,已具备龙窑的要素。窑底有一定坡度,窑尾设有烟囱,可以依靠窑身的坡度和烟囱产生抽力将空气抽吸进窑内,能烧较高的温度,也容易维持还原气氛,提高陶瓷的产量和质量。

猫耳山三个时期的窑炉呈圆形、椭圆形、长条形等多种形态,从时间测算和地层堆积、叠压打破关系来看,闽北地区窑业技术由升焰窑向半倒焰窑再向平焰龙窑发展。三者时间相差不到数十百年,可能同时并存或发展演变。同时也证实了南方先秦窑炉多种多样,已有自身独立的窑业系统,可独立发展出烧成温度更高、容量更大、技术更先进的龙窑,为探究中国窑业技术发展提供重要依据。

龙窑的起源和原始瓷的产地,是国内考古学界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龙窑具有窑床长、装烧面积大、产量高、火焰流通均匀、冷却快的特点,适应烧造瓷器。许多研究者认为,我国南方地区商周时期广泛分布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是在龙窑中才能烧成的。

然而,在以往考古发现中,南方先秦龙窑发现数量极少,年代多在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春秋。猫耳山窑址群中发掘的龙窑,年代约在商代早期,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完整、年代最早的龙窑,填补了学术研究的空白,可以证明猫耳山是中国龙窑的起源地之一。

黑衣陶是我国古代陶器向原始瓷器过渡的一种形态。猫耳山窑址群产品以黑衣陶为主,年代在夏商之间,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唯一一个大量烧制黑衣陶器的窑场。

此前,在我省北部的邵武斗米山、光泽马岭、浦城管九,浙江江山肩头弄,上海马桥,江西广丰社山头等夏商时期遗址中均出土有大量黑衣陶器,但产地不明。猫耳山窑址地处闽、浙、赣三省交界,作为南方地区夏商时期的专业化窑场,窑业技术高,烧造时间持续两三百年,产量大,种类丰。

因此,我们推断:猫耳山窑址在满足本地需求的同时,黑衣陶已作为交换产品辐射到周边地区,这为闽浙赣地区夏商遗址同类陶器找到了确切的窑口产地。

此外,猫耳山窑群地层叠压关系清楚,分期断代较为准确,器物发展序列和早晚变化轨迹清晰,为江南地区土墩墓的起源、分期、断代研究提供了依据。

我省土墩墓主要集中在闽北,夏商时期土墩墓主要随葬黑衣陶、印纹陶器。由于土墩墓位于山脊或山顶,缺乏叠压打破关系,器物单独成组,无法根据地层学提供年代依据。在浦城管九土墩墓群中,一期的陶器与猫耳山窑群二期陶器完全相同,两处遗址距离较近,我们推测这些陶器来源于猫耳山窑场,年代为夏商时期。

猫耳山窑群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印证了中国南方早期存在窑业中心,浦城是陶瓷生产和发展的滥觞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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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瓷虎子形器

8号窑炉(长条形龙窑)

今生故事 

福建首次——高速公路为文物让路 

东南网4月27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郑雨萱 通讯员 徐赵浦 文/图) 

2004年,为了配合京台高速公路浦城至南平段建设,考古人员沿线先期开展文物普查和考古勘探。至浦城县仙阳镇下洋村时,发现当地南北走向的低矮山丘——猫耳山上,几何形印纹硬陶片俯拾皆是,存在商周时期人类活动遗址。

猫耳山遗址位于低山平地之间,四周高山环绕,闽江源头南浦溪潺潺流过。如今,低矮丘陵已开垦为连片茶园。而数千年前,断发文身的古闽族先民在此用青铜刀斧割断原始氏族公社的“脐带”,步入了阶级社会的门槛,率先创造出黑衣陶和几何形印纹硬陶文化。

2005年9月,京台高速公路浦城段开工。同时,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南平市博物馆、浦城县文化馆联合组成考古队进驻下洋村,开始对猫耳山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由于遗址分布面积达100万平方米,考古队率先对高速公路即将动工的三处遗址展开发掘,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居住区和墓葬区。

当遗址发掘工作接近尾声,高速公路部门已展开初步施工,考古人员意外地在东部山凹低部一处新开小路的断面上发现了许多陶片,其间还夹杂着灰烬和红烧土块。由于遗址出土大量黑衣陶器,队员们联想到此处可能有窑址作坊,随即展开发掘。

意料之中,队员们先后清理出9座各种类型的窑炉;意料之外,堪称“中国龙窑鼻祖”的结构完整的长条形龙窑由此出土。

经过发掘,猫耳山遗址全貌初步显现。“猫耳山遗址以窑炉为中心,西南为居住生活区,东侧为墓葬区,形成了具有明显功能分区的完整聚落。”浦城县博物馆副馆长杨军说。

按照正常程序,在对一般的古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完成文物提取、记录等工作后,考古队要将土地移交给建设方施工。可考古队员们心急如焚:“这可是全国罕见的珍贵遗迹啊!难道为了修建高速公路就要毁掉珍贵古迹?”他们连夜起草文件,紧急传真,呼吁上级支持,要求高速公路改线以保护古窑群。同时,请求国家文物局派专家组到现场论证窑群的价值和意义。

2005年年底,国家文物局派出考古专家组专程赶赴浦城。专家组成员指出:珍贵遗迹是无价之宝,高速公路是有价的,“有价”让“无价”,商代窑群应原址保护。同时,建议高速公路建设部门变更浦城县猫耳山商代窑群所在标段原路线设计方案。

接到文物部门的报告后,高速公路建设单位与文物、考古、公路设计专家论证原设计方案,变更设计施工图,增加数千万元投资,改道两公里,使高速公路绕过商代窑群。“高速公路整体往东移了30多米,这是我省首次大型基建工程为文物让路。”杨军说。

如今,在窑群遗址以东,象征“现代文明”的高速公路车流不息,而数千年前先民创造的“窑业文明”枕在公路旁,被妥善回填保护。古今文明得以和谐共存。

猫耳山还有大面积遗址尚未开发,在先后被评为省级、国家级文保单位后,浦城县进一步加大对窑址群的保护力度,并于2018年邀请福建博物院文物保护中心制定《猫耳山遗址保护规划(2018年—2030年)》。

“目前,我们已开始进行先期的土地收储工作。”杨军说,猫耳山省级考古遗址公园规划了中国南方先秦窑址博物馆、商代窑群作坊展示区、墓葬展示区、黑衣陶吧、公众考古场景模拟展示区等分区,未来将向世人呈现一座集学术研究、文物展示、旅游观赏于一身的高品位的中国古陶瓷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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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衣陶豆

窑址1—6分布情况(东—西)

专家点评 

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

猫耳山发现9座窑炉,结构清楚,规模较大,保存完整,全国罕见,属重大考古发现。高速公路建设是有价的,猫耳山窑群属于珍贵遗迹,是无价之宝。“有价”让“无价”,夏商窑群应原址保护,列入国保单位,开展保护、研究、展示、利用工作。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华:

猫耳山4、5、8号窑,已具备早期龙窑的特征,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龙窑,是中国龙窑的鼻祖。它的发现,是中国陶瓷考古研究的一次重大成果。

上海博物馆考古部主任宋建:

猫耳山夏商窑群,是首次发现的以生产黑衣陶器为主的窑群。它的发现,为研究“黑衣陶类型”的年代、分期、产地、窑炉构造、装烧工艺等学术问题提供了珍贵实物依据。猫耳山窑群有望成为闽浙赣地区夏商时期窑业研究中心、中国南方早期陶瓷的研究中心之一。

我国申遗项目“古泉州(刺桐)史迹”更名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即时 | 2020-04-20 07:37

我国申遗项目“古泉州(刺桐)史迹”更名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新增安平桥等6个遗产点 

东南网4月20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李珂) 4月18日是国际古迹遗址日,在当日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CHINA)于北京举行的线上分享活动“共同守护,共享未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培育与传播”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介绍,今年我国的申遗项目“古泉州(刺桐)史迹”已正式更改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并新增安平桥、顺济桥、市舶司遗址、南外宗正司遗址、青阳下草埔遗址、德化窑遗址等6个遗产点。

宋新潮指出,泉州申遗项目的调整是针对其突出普遍价值(OUV)的阐述。泉州作为宋元时期世界贸易的一个中心,它的整个遗迹(目前共22个遗产点)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方面的价值,更名后有些价值比过去丰富,所以跟之前“古泉州(刺桐)史迹”相比增加了6个遗产点等内容。如冶铁方面,新增安溪青阳冶铁遗址,在南宋乃至宋元时期,泉州地区铁的生产非常重要,源源不断地出口至东南亚地区;陶瓷也很重要,这次申遗将德化窑遗址(包括屈斗宫遗址、尾林-内坂遗址两个片区)纳入,在广东(阳江)南海一号沉船上发现的瓷器很多就来自德化窑。另外,还增加管理机构,如市舶司,是管理外贸、贸易的机构等内容;宗正司是(南宋)皇家在该地区管理宗族皇族的机构。

本次申遗增加的内容更多的是考古遗迹、遗址,支撑泉州作为宋元时期国际贸易中心的价值,让其普遍价值更加丰富和完善。

宋新潮介绍,泉州申遗的修改文本已上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总部今年3月组织专家进行过评审。

世界遗产大会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例会,每年召开一次。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WHC)在其网站发出的通知,原定于2020年6月29日至7月9日举行的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推迟举行。

2020年国际古迹遗址日主题为“共享文化、共享遗产、共享责任”。据介绍,目前全世界共收录1121个世界文化遗产,其中中国占55个,是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

屏山闽越国宫殿遗址:“冶在福州”一记实槌

即时 | 2020-03-30 10:12

【世界遗产·文化】

福建日报社 福建省文物局 合办

2020年第11期

地灯仿瓦当装饰

文物名片 

屏山闽越国宫殿遗址 

《史记》记载: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复立无诸为闽越王,都东冶。公元前110年,由于馀善叛汉,汉武帝派军灭了闽越国。这段历史间隔只有92年。

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省、市考古队在福州屏山一带进行了数次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了汉代的夯土台基和建筑材料。地铁屏山遗址经过2013年到2015年的两次考古发掘,发现了西汉时期的两期夯土台基,在台基上发现了水井、散水等遗迹,并出土了一批较高等级的建筑材料,被国家文物局专家认定“摸到了”汉冶城的宫殿区,说明冶山路到鼓屏路一带是汉冶城的宫殿区。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福州城市考古,揭示出西汉闽越时期大型夯土台基等建筑遗迹,从中出土大量的板瓦、筒瓦等建筑构件……见证了《史记》《汉书》记载的“闽”“闽越”“闽中郡”“冶(东冶)”“冶县”等史实与福州的密切关系……系涉及福州、福建乃至中国历史的重大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展示成果,具有无以替代的重要意义。

前世传奇 

拨开迷雾见冶城 

讲述人 张勇(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研究员、地铁屏山遗址考古领队)

地铁屏山遗址经过2013年到2015年的两次考古发掘,发现了西汉时期的两期建筑台基,在台基上发现了水井、陶窑、散水、河道等遗迹,并出土了一批铺地砖、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其中有龙纹、“万岁”瓦当,并有一件铁锚,说明这里就是西汉闽越国都城冶城的宫殿区。

大家熟知,福州建城2200多年了,福州最早的城是西汉初闽越王无诸建的都城冶城。但在二三十年前,冶城在哪里,学术界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冶城是指福州,有人又说崇安(今武夷山市)汉城,一时众说纷纭。随着考古的发现,才逐步揭开蒙在冶城上的神秘面纱。

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因配合各种建设需要,由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和福州市考古队对屏山一带进行了数次抢救性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包括省建行工地、屏山市场工地、省农业厅工地、省财政厅工地、省二建工地、省水产厅工地、省林业厅工地的考古发掘,均发现了汉代的遗迹和遗物。其中,屏山市场工地发现了“万岁”瓦当;省财政厅工地发现了西汉时期的大型夯土台基,被国家文物局专家认定为闽越国的官署遗址。学术界渐渐形成了“冶在福州”的共识。

根据考古发现,我们认为冶城的范围大致在屏山以南到冶山一带,东到观风亭巷,西到西湖一线。可为何冶城在这里呢?根据国内外专家的研究,距今7000年—2000年左右,福建沿海有数次海侵,海平面比现在高三四米。因此,现在的福州市区大多在海平面下,于山、乌山是海上的小岛。西汉初年,屏山到冶山一带是一个伸入海中的小半岛。这里背靠屏山,南面有冶山为屏障,东西两面是海,中间有欧冶池为水源,因此选中此地为冶城是合适的。

根据福州市城市建设的需要,福州地铁一号线在此设立地铁屏山站,2013年8月至2015年6月,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和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联合对地铁屏山站车站主体及东入口进行了两次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全体考古队员任劳任怨,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圆满地完成了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考古发现了西汉时期的夯土台基,它可分为两期,南北长达130米。由于破坏严重,没有发现成排的柱础,只发现零星的柱洞和散水,但仍在台基的东北部发现了三口水井和一座陶窑。其中一口井还有六节陶井圈,一节井圈要4个人才能抬起。令人高兴的是,在一条河道内发现了大量的铺地砖,有素面和菱格纹两种,比十几年来在屏山一带发掘出土的砖的总和还多。

同时出土了福州地区西汉时期最多的“万岁”瓦当,其中有卷云“万岁”、“常乐万岁”、龙凤纹“万岁”三种,证明其建筑等级规格极高。其中出土一件龙纹瓦当,造型古朴,做回首状,性凶悍,可能表现了闽越国人的彪悍。

规模巨大的夯土台基,数量较多的铺地砖,等级高的“万岁”瓦当,这一切证明这里就是冶城的宫殿区,可能不是中心,但也相距不远。

我们在台基西侧河道内发现了一件铁锚,它有四齿,高约50厘米,重65斤,有一个锚孔。它可能是福建甚至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铁锚,对于研究我国早期航海技术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展现了闽越族的航海特性,而且表明此河可能是通往西湖的一条水上通道,而当时西湖一带是海湾,说明当时海船可以直接从海湾通过此河直达王宫一带,这里可能有码头。

2018年末,我们在省林业局的智能停车场工地进行了一次考古勘探,发现了西汉时期的夯土台基,并发现一个柱础。台基上有板瓦、筒瓦的倒塌堆积,发现了4件瓦当,有卷云箭镞纹、龙纹和卷云“万岁”纹。由此可见,这里也是宫殿区,可能还是中心区。因此,我们推测,从旧省财政厅到鼓屏路,冶山路的两侧就是冶城的宫殿区。

由于冶城的考古重大发现,福州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近年来,以冶山、欧冶池为中心,建立了冶山春秋园,并预留了考古遗址博物馆的位置。希望将来在园内能进行小范围的考古发掘,为广大市民展示冶城的宫殿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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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故事 

地铁站内预留考古展厅 

“无诸故城”碑

东南网3月30日讯(福建日报 郭大路 文/图) 

公元前202年,从北非古国、欧洲亚平宁半岛到东亚中原,各处烽火都在渐渐熄灭。

汉尼拔·巴卡,这位曾经带领数万军队急行900公里,从西班牙翻越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直插意大利北部,重创罗马军队的迦太基战神(北非古国迦太基在今突尼斯),此时站在撒南城外,平静地接受战败的消息。他愿意结束第二次布匿战争,转而执掌迦太基执政官的职位,带领人民建设和平的家园。

同一年春天,在汜水之阳(今山东定陶),刘邦即位称帝。

来自闽地的无诸,也在等待一纸诏令。

刘邦没有让他失望。那道诏令只有短短50多个字,却已道尽他的身世、委屈和盼望:

“故粤(越)王亡(无)诸世奉粤(越)祀,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诸侯伐秦,亡(无)诸身帅闽中兵以佐灭秦,项羽废而弗立。今以为闽粤(越)王,王闽中地,勿使失职。”

无诸是越王勾践远世后裔之一。早在公元前334年,楚威王兴兵伐越,杀越王无彊,越国覆灭,王孙流散。无诸这一支的祖辈,远走闽地。到公元前221年,秦并六国,又征伐百越。闽地荒蛮,易守难攻,倒躲过了这一场刀枪斧钺,无诸得以卧薪尝胆,徐图再起。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举义。消息传来,无诸喊来兄弟族人集合屏山,当年的屏山还是半岛——西边是滔滔汹涌的闽江,东侧即为海湾,继而乘舟北上。

行到鄱阳,无诸找到了举兵反秦的吴芮,会同名将黥布和岭南南越首领梅鋗。不久,黥布投入项羽部,吴芮继续率领无诸、梅鋗等百越军队北上。刘邦领军入咸阳时,无诸已是征战沙场的悍将。他见到了引军40万入关的项羽。西楚霸王立黥布为九江王,立吴芮为衡山王,连梅鋗也封了十万户侯,但对无诸,只有一个不屑的态度,“废而弗立”。

无诸握拳而去,助刘邦打下了江山。越王的后裔,终以闽地为归所。大汉的史官,第一次把闽人的名字记录在册。

归去来兮,无诸的兵船停泊在屏山下。海水环拥,冶山如墙,那一片高地正适合修筑王的宫殿。王要带领闽中人民开辟荒莽,夯土筑城,掘井通沟,架梁起屋,在和平中建设家园。

之后的半个世纪,大汉史官没有书写闽越国记事。那也意味着,闽越之地没有重大战争,没有天灾人祸,闽越人在休养生息,冶城在逐年兴盛。明代诗人林鸿曾经描述:“忆昔无诸全盛时,都城百雉何逶迤。连营国步分秦土,绘衮王章入汉仪。”这样的想象,是真的吗?

是真的。宏伟的冶城王宫从此建起来了。今之福州考古人在屏山地下发掘出闽越王宫巨大的夯土台基,且不止一期。那独一无二的铁锚、“常乐万岁”瓦当,省建行大楼所在地发现过写有“闽”字初文的陶片……让史书上的记载,有了诸多实物。

就在今天,走到鼓屏路边的屏山地铁站,会看见汉阙式建筑的地铁出入口,外墙的装饰正是仿制西汉流行的卷云瓦当以及镌刻着汉隶“冶城”字样的青石檐饰;屏山地铁B站内留出了110平方米的空间,作为“地铁屏山站考古展示厅”;走进屏山地铁D站边的冶山春秋园,你会发现,连公园内的地灯铁罩的花纹,都是地下挖出的汉代卷云“万岁”瓦当的翻版。

冶山春秋园临着中山路边,而今矗立起一块大石,刻了“无诸故城”的字样。怀古追远,福州人从未遗忘——无诸的冶城,为福州城之始。

专家点评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信立祥:

该遗址极具价值,是福州城建历史博物馆,是福州文明的根基。其中,最主要的成就是关于冶城的发现,过去没想到它的夯土台基能有此规模,其贯穿西汉闽越国历史。而西汉早偏晚期才出现文字瓦当,该地出土文字瓦当,则时间段卡在西汉早偏晚至武帝之前,应当就是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被毁的都城。这是考古学的重大发现,其成果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常务副所长徐光冀:

过去不知道闽越王城在哪,这次摸到了,这个可以肯定它是冶城,虽然可能不是中心,但摸到了,所以很重要。夯土台基不出生活用器,都是建筑资料,建筑规模很大。刚摸到一小部分,但意义重大。

福建省文物局原局长郑国珍: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福州城市考古,揭示出西汉闽越时期大型夯土台基等建筑遗迹,从中出土大量的板瓦、筒瓦等建筑构件,及其形成的科学研究成果,见证了《史记》《汉书》记载的“闽”“闽越”“闽中郡”“冶(东冶)”“冶县”等史实与福州的密切关系,为说明当时的闽、闽越、闽中郡、闽越国的管理中心在福州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依据,系涉及福州、福建乃至中国历史的重大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展示成果,具有无以替代的重要意义。

城村汉城遗址:江南汉代考古第一城

即时 | 2020-03-23 09:59

【世界遗产·文化】

福建日报社 福建省文物局 合办

2020年第10期

汉城遗风 陈美中 摄

万岁瓦当

西汉陶匏壶

文物名片 

城村汉城遗址 

城村汉城遗址,位于武夷山市兴田镇城村,于1958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被发现,经过60年来的考古勘探与重点发掘,发现城墙、城门、宫殿、作坊、墓葬等遗迹,出土陶器、砖瓦、铁器、铜器等大量文物。为内城外廓、廓外有郊的分布遗存,占地面积14.6平方公里。其中,王城(内城、宫城)平面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占地面积48万平方米。

这一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南方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汉代城址,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是一处不可多得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1996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作为武夷山申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主要项目,入列《世界遗产名录》;2013年,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单位。

除发现与中原相似的铁器外,城村汉城还发现了一些成分与中原及其他地方截然不同,而是用一种特殊冶炼方法炼制的钢质铁器,这说明闽越的钢铁器冶炼和制造技术已经超越中原,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前世传奇 

为闽越文化补白润色 

讲述人 梅华全(福建博物院文博研究馆员)

对于闽越人的居处方式,《汉书·严助传》中的淮南王安曾经断言,“臣闻(闽)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言辞之中充满着蔑视。城村汉城蜿蜒曲折的城墙和巍峨的宫殿建筑,为汉代闽越建筑史填补了空白,也给历史上对闽越文化的无知者上了生动的一课。

城村汉城的发现和发掘,纠正了文献记载的谬误。明代《嘉靖建阳县志》记载:“闽王城,在崇文里,地名城村……按旧志王审知筑城建寨于此。”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建阳县条也认为:“闽王城,县北三十里,相传王审知所筑。”从城址中出土的器物断代,城村遗址的遗物明显属于汉代,和五代王审知无关。

根据器物的特点,它们与周边广东、浙江等地汉墓出土的越族文物特征相似,再从城村古城门楼上镶嵌的“古粤”匾额,可以明确地断定这是汉代闽越国的一座古城。这就从年代和族属上明确了归属,纠正了《嘉靖建阳县志》和《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错误。

其城市和宫殿建筑设计成就,颠覆了历史的记载。城村汉城从1958年发现后,再到1980年重新勘探和实测,证实它是一座平面近似长方形,南北城墙长约860米,东西宽约550米,周长2896米,王城占地面积48万平方米,依山傍水,营建于丘陵坡地之上的汉代古城。

在城墙和宫殿基址营筑上,它沿袭了我国春秋战国以来的夯筑法。在宫殿的设计上,采用四合院的建筑形式。在高高的夯土台上,采用深埋柱的方法构建梁架结构,保证了建筑框架的稳固;在地板的构筑上,采用了花纹铺地砖和在木地梁上铺设地板的方法,避免了山地建筑的潮湿;在屋面上,铺设了大型板瓦和带有花纹的瓦当;在屋内墙壁的白灰面上,还有红、黑色的云纹彩绘等装饰。宫殿内错落有致的主殿和回廊排列,铺设讲究的天井、粗硕环回的下水管道,都证明建筑极其豪华讲究。

闽越族具有独特个性和强烈进取心。汉城出土的文物丰富多彩,数量众多。在出土的陶器中,除了大量的釜、罐、瓮、瓿、匏壶、敛口钵、提桶等越式陶器外,还有三足鼎、三足盘、盂、盆等汉式陶器。特别是建筑用陶中的板瓦、筒瓦、陶水管、花纹铺地砖,以及瓦片和陶器上拍印和戳印的汉字,都带有浓厚的中原文化特色。铁器和铜器中,也深深地打上了中原文化的烙印,如弓箭上的“河内工官”铭弩机,农具中的锸、斧、镢等。

由此可见,城村汉城的闽越文化是以本土文化为基础,在大量汲取中原和周边文化的形势下形成的。正是这种蓬勃向上的进取精神,打造了闽越文化的丰富内涵。

汉代是一个生产力以铁器为特征的时代,城村汉城出土的为数众多的铁制生产工具和兵器,反映出闽越虽然地处东南一隅,但已经和中原一样步入了铁器时代。在史料中我们看到:由于同汉庭交恶,吕后曾经禁止中原铁器输入南粤,导致南粤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发展受到遏制,甚至因受到闽越的攻击而无力还击。从汉城出土的大量铁兵器,可以看到当时闽越军事力量不可小觑。

近年来,对汉城出土铁器的科学测定数据证明,除发现与中原相似的铁器外,城村汉城还发现了一些成分与中原及其他地方截然不同,而是用一种特殊冶炼方法炼制的钢质铁器,这说明闽越的钢铁器冶炼和制造技术已经超越中原,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我们在汉城元宝山等地发现的冶铁遗址,也许正是闽越冶铁生产技术存在的最好证明。

城村汉城考古经历一个甲子,倾注了几代人的心血,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城址的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筹备建设,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但是,我们对地跨闽、浙、赣、粤四省的闽越国文化的研究应该仅仅是个开始,对城村汉城的研究也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无论是已经发掘清理或是尚待发掘的遗迹、遗物,都等待着我们继续去探讨、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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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香薰

古村气息 王震潭 摄

今生故事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在列 

“东方庞贝城”重现可期 

东南网3月23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赵锦飞 郑雨萱)

60多年前,武夷山城村并不显山露水。这座始建于隋唐时期的古村落又名“古粤”,城村与“古越”有何联系?村名何以带“城”字?让人不解。

1958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村庄东南部发现的城村汉城遗址,揭开了谜底。城址枕山抱水,跨越3座连绵小丘,依山峦起伏之势而筑,西倚山势挺拔的武夷群峰,南北两侧岗阜山丘左右围护,崇阳溪由群山峻岭中迤逦而来,在城址东面和北面是冲积平原,有良田万顷。闽越人巧借天然地形,以河为壕堑、山为墙屏重重合护,打造出固若金汤的城池。

作为武夷山申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主要项目,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考察团在城村汉城遗址实地考察、验收后,赞其为“中国的庞贝城”,认为这一遗址是“环太平洋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汉代王城遗址,是中国古代南方城市的一个典型代表,在中国和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据历史文献记载,闽越国在西汉前期至中期,由军事实力较弱的越族诸侯王国,逐步发展成一个军事较强的割据政权。在城村汉城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了许多闽越国兵器和铠甲碎片,以铁质为主,种类有剑、矛、戟、刀、匕首、箭镞等,这些都是当时十分先进的武器装备,适应当地水斗、山地等作战条件。从考古发现来看,专家认定闽越国主要兵器中,铁兵器基本取代青铜兵器,军队武器装备较为精良,与中原内陆相比毫不逊色。

秦汉时期,汉族最早进入铁器时代。由于密切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流,闽越文化不断与汉族文化融合。在距离王城500米处的元宝山东坡,曾出土了许多汉代铁器、陶器、石器,其中上到兵器,下到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大量使用了铁铸。根据当地建筑遗迹和地表残渣,可初步认定当时冶铁作坊的存在。在先后出土的数百件铁器中,不少铁兵器和工具已是锻钢产品,反映出闽越国的冶铁和锻钢技术高度发达。

2002年,在城村汉城遗址北面3公里处的牛山顶部,考古人员发现一座大型闽越国时期的贵族墓,定名为“牛山一号汉墓”。该墓独占一个山头,距山脚有一定高度,远眺汉城遗址,墓室平面形状为“甲”字形,椁室为“人”字形结构,是迄今我省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汉墓。

这一墓葬形制与浙江绍兴印山越王陵相同,都为“人”字形墓葬,从而证实了《史记》中记载闽越王是东周越王勾践后裔的历史事实。从墓内出土的随葬器物看,与汉城遗址出土文物风格类同,且在周边方圆3公里,密集分布蛇子山、亭子后、斧头山、牛栏后等中型贵族陪葬墓群。研究者认为,“牛山一号汉墓”为闽越国时期的王室墓葬,墓主人有可能是汉城的最高统治者。

2001年,福建省政府专门批复成立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承担城村汉城遗址的考古、研究、保护、管理等工作。“目前,城村汉城遗址被列入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立项名单,文旅融合将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负责人卢绳恩说,遗址在保护前提下,积极融入武夷山全域旅游发展大局,已推出研学、体验、休闲等旅游项目。

作为武夷山文旅融合发展的标志,城村汉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项目即将动工,未来将通过改善城村汉城遗址和博物馆区域的周边环境、景观,再现“东方庞贝古城”的历史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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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玉带钩

遗址春色 刘达友 摄

专家点评 

武夷学院艺术系教授柯培雄:

中国建筑走上木构建筑体系为主的发展道路,将“木”和“土”两种构建材料的运用发展到极点,秦砖汉瓦证明了中国是最早由生土向烧制砖瓦建筑过渡的国家。城村闽越国故城那壮观的城垣与雄伟的宫阙楼宇,虽然已于2000多年前毁圮,成为一片废墟,但从城址出土的大批建材如板、筒瓦、瓦当、花纹铺地砖、大型空心砖和各种型号的陶水管等均十分精美,与秦都咸阳宫殿中的建材相似,也与广州南越国都宫殿遗址建材相似,从宫殿遗迹、城池结构,体现出追仿秦城汉宫的遗制。

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副研究员高绍萍:

从浙江绍兴越国时期印山王陵到福建武夷山闽越国时期牛山贵族墓,时间差距虽有300来年,但却是现已发现全国少有的两处“人”字椁的大型墓葬,其墓葬形制基本一致。另外,从清理的情况看,牛山贵族墓的防腐措施虽较印山王陵逊色不少,但也基本传承了印山大墓的相关防腐技术,例如大量用到木炭、青膏泥、黏土,从墓底直至封土皆层层夯筑等。综上,无论是墓葬形制还是葬制都将两者传承关系体现得淋漓尽致。

除发现与中原相似的铁器外,城村汉城还发现了一些成分与中原及其他地方截然不同,而是用一种特殊冶炼方法炼制的钢质铁器,这说明闽越的钢铁器冶炼和制造技术已经超越中原,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葫芦山遗址:半部闽北史前陶瓷发展史

即时 | 2020-03-16 10:32

【世界遗产·文化】

福建日报社 福建省文物局 合办

2020年第9期

Y1窑室(北—南)

文物名片 

葫芦山遗址 

葫芦山遗址位于南平武夷山市兴田镇西郊村东南约1公里处。1990年至1991年,福建省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首次正式科学发掘。2014年、2015年、2016年,为了更加全面认识葫芦山遗址的文化内涵,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考古专业、武夷山市博物馆联合组队,又对该遗址进行多次田野考古发掘。经过多次发掘,发现了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晚期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包括墓葬、建筑基址、窑址、烧坑、灰坑、灰沟、柱洞等遗迹,以及分别属于上述各个时期的陶器、原始瓷器、石器等遗物。

葫芦山遗址是福建目前已查明的发掘面积较大、保存较好、文化堆积较厚、遗存丰富多样的一处古文化遗址,所体现的文化内涵、聚落性质以及生业模式等多个方面,在福建史前考古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葫芦山遗址2014年发掘航拍图

这一时期葫芦山陶窑生产的黑衣陶产品不仅流行于闽北地区,在邻近的浙江南部和江西东北部也都有广泛分布……甚至在空间距离更远的太湖地区马桥文化,都能见其身影,反映了这一时期闽北地区在先进制陶技术支撑下,其考古学文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前世传奇 

福建史前窑业技术肇始与发展 

讲述人 黄运明(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福建陶瓷在中国陶瓷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其制瓷技术的发展历史悠久。从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专业的制陶窑炉就已经出现,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其窑炉结构又发生了重要变化,为西周时期原始瓷的出现以及后来成熟瓷器的烧制提供了技术基础。而地处闽北的葫芦山遗址,给我们展示了在成熟瓷器产生以前的窑业技术演变史。

在葫芦山遗址的历次考古发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陶窑和夏商时期陶窑遗迹,为探索闽北地区制陶工艺、陶窑技术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新石器时代晚期陶窑共发现两座(Y1、Y2),其中Y1形制保存完整,为半地穴式窑,由窑室、火道和火膛组成。通过测年得知,其年代距今5000年左右,成为探究福建乃至我国东南地区陶业发展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而上世纪90年代在葫芦山发掘出土的夏商时期23座陶窑遗迹,其中一座(Y3)总长达5米多,是当时福建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数量最大、规模最大的陶窑群,对了解夏商时期陶器生产,特别是黑衣陶生产以及研究龙窑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阶段生产的陶器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相比,除了器类丰富之外,制作的陶器在烧造水平上,都比前代有了长足的进步。这类胎质细密坚硬、吸水率低,叩之声如金石的硬质陶器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烧制产品最有特色的,是其器表的施黑衣或赭衣的装饰风格。有学者认为,这种施衣的硬陶与印纹硬陶的出现,与龙窑技术的出现是密切相关的。

葫芦山这一时期23座陶窑分布密集,并成组出现,反映了当时制陶手工业规模庞大,分工细化。结合2005年在浦城猫耳山夏商时期窑群的发现,说明这一时期在闽北地区形成了多个陶器烧造的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在葫芦山遗址中,还发现了少量陶器器表的黑衣已发展成呈褐色玻璃质的结晶层,有的还有冰裂剥落的现象,基本与后来的褐釉相当。有学者认为,这已发展成为一种氧化铁含量很高的早期釉,应该是中国早期瓷釉的滥觞。

葫芦山地层连续、清楚,陶窑遗迹的结构一脉相承,完整地揭示了陶器烧造技术从原始走向成熟的完整过程,为西周以后原始瓷器的出现奠定了技术基础。同时,夏商时期的这些窑炉分布密集,数量众多,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此类陶器产品的强烈需求。

根据我们的研究,这一时期葫芦山陶窑生产的黑衣陶产品不仅流行于闽北地区,在邻近的浙江南部和江西东北部也都有广泛分布。近年的考古调查也表明,这类陶器还向闽江下游乃至沿海岛屿地区辐射,甚至在空间距离更远的太湖地区马桥文化,都能见其身影,反映了这一时期闽北地区在先进制陶技术支撑下,其考古学文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从距今5000年至距今3500年的千年窑火,从茹毛饮血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到文明发达的青铜时代,通过葫芦山古人神奇的双手,世代传承,将平淡无奇的泥土,变成形态繁多、用途各异的陶器。在多年的技术和工艺的沉淀与探索中,从软陶到富有福建地方特色的印纹硬陶,再从印纹硬陶到吴越地区盛行的原始青瓷器,见证了由陶到瓷的发展演变历史。

在探索和挖掘葫芦山遗址文化价值过程中,不断提升遗址的保护级别,是考古工作者和各级政府共同的责任。从发现葫芦山遗址伊始的上世纪90年代初,遗址就被公布为武夷山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随着近年新的考古成果不断涌现,2018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将葫芦山遗址正式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座葫芦山,半部闽北史前陶瓷发展史。我们希望能以葫芦山遗址的保护为契机,留住史前窑业发展的历史记忆,与公众共享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携手共奏文物保护利用的新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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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山所在的西郊村里,村民仍然在古民居里生活。

今生故事 

“经济开发区”今古变 

东南网3月16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吴柳滔 文/供图) 

站在葫芦山山顶向北望去,不远处耸立着一支“火箭”,那是南平航天体验馆的“长征三号”火箭模型。“火箭”顶部与葫芦山之巅差不多同样高,顶尖科技成果与史前文明遗迹遥相呼应。

早先,这里是武夷山、建阳两地的交界处,是一座宁静村庄的后山。现在,南平市政府搬到了武夷新区,葫芦山所在的兴田镇成了新区的腹地,轻轨在旁边修建,开车到高铁“南平市站”不用20分钟。

在西郊村村民心目中,葫芦山有着“守护者”一般的地位。村中老人说,葫芦山因为侧面看起来像一个金元宝,故被村民视为“风水宝地”。直到上世纪50年代,村民去世后,都被葬在葫芦山的背阳面。在闹匪患的旧时代,村民在把守好村口的同时,也会留好通向葫芦山的暗道。

如今的葫芦山是一座低矮的茶山,山下立有“文保单位”碑,旁边是羊圈。村里的文保员曹建民说,葫芦山成为茶山以前,是村集体的果园,往前是民兵训练基地,再往前是放羊的荒山,再再往前就是坟山了。经历上世纪90年代的考古发掘,当地人才知道,原来葫芦山曾是闽北先民的“经济开发区”——窑群。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葫芦山为古人类生活居住、生产劳动的场所,人们在这里烧造陶器。夏商之际,葫芦山遗址更加繁荣,人们的生产活动规模不断扩大,留下了数量较多的窑址、烧坑等遗迹,并修建了房屋建筑。同时,人类适应自然的能力增强,留下了丰富的陶器和石器工具,并种植水稻、小米等农作物。商周时期,古人类继续在这里生活,遗留一些灰沟、灰坑以及墓葬。

在山顶最高处,有一近方形的高地,经查明是建筑遗址。其文化堆积一般为3层,第2层为西周时期的文化层,第3层是同时期的高台基址。台基呈长方形,形制十分规整,系聚土堆积而成,方向为正南北,东西长15米,南北宽约10米,土台四边用大石垒砌护壁。台基当中有东西向一字排列的9块大石,偏东侧亦有9块大石排成双行,推测系有意取九之数。

台基下边部分地方还有第4、5层文化层,即夏末商初的一些遗存,保存情况很差。

据研究,台基应是西周时期当地居民举行宗教仪式或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所。自2014年起,黄运明连续3年担任了葫芦山遗址考古发掘的领队。他认为,葫芦山遗址发现的商代晚期建筑居址以及西周时期祭祀遗迹,丰富了福建地区同时期相似遗存,为研究商周时期闽北地区建筑形式、居住形态以及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发掘之后,考古工作者对葫芦山遗址进行了整体保护性回填处理,为以后的发掘、保护、展示工作尽可能地提供和保留实物资料,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史前文化遗产。

根据福建省政府批复的《武夷新区城市总体规划(2010—2030)》,葫芦山遗址所在地被划入兴田组团,兴田组团的主导功能被定位为旅游度假、文化创意、科技研发。眼下,航天体育馆来了,当地村民说,康养基地和熊猫馆也来这里选址了。

几千年来守护、滋养着西郊村的葫芦山,静静地等待巨变的来临。而这些新事物,对葫芦山遗址的后续保护、利用,以及对提升武夷新区历史文化底蕴,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葫芦山遗址紧邻城村汉城遗址和闽越王城博物馆,毗邻武夷山景区,具有很高的保护、利用、开发价值。”对于这处文化遗址的潜力,黄运明表示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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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繁多、用途各异的陶器

专家点评 

美国丹佛美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焦天龙:

葫芦山陶窑的发现是一个重大突破,为研究夏商时期的陶器烧造技术和产地提供了重要材料。以往广泛分布于闽江上游和浙江西南山地的此类遗存被称为“马岭类型”。由于葫芦山是发掘时间最早,同时也是发掘规模最大之一的遗址,取得的材料在这类遗址中是较丰富的,我们建议将其统一称为“葫芦山文化”。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曹峻:

来自闽北浙南夏商时期文化的外来文化因素在太湖地区马桥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得到重视。而作为葫芦山遗址主体遗存即第二期遗存所出土的施黑、赭衣陶及拍印几何印纹纹饰等,正是这类因素的代表。这充分说明两地早期考古学文化的广泛交流。葫芦山遗址对于探索南方早期陶瓷烧造、原始瓷的起源与产地等中国陶瓷史上长期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突破性的资料。

厦门大学考古人类学实验中心主任葛威:

位于三省交界地带的葫芦山遗址,在保有土著文化因素的同时,广泛与周边各考古学文化交流学习,因而使得它在我国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南传过程中能够同时受益,掌握两种农业生产技术,其中稻作农业水平应稍高于粟作农业。虽然不能明确农业生产技术的准确来源,但是我们可以看出,闽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农业生产交流活动与福建沿海的考古学文化关联不大,而更多的是与内陆山区的考古学文化的交流。

管九土墩墓群:青铜文明曙光乍现 颠覆“福建先秦无史”

即时 | 2020-03-09 10:07

【世界遗产·文化】

福建日报社  福建省文物局 合办

2020年第8期

青铜剑出土情况

文物名片 

管九土墩墓群 

浦城管九土墩墓群位于仙阳镇管九村,墓葬除在管九村西侧抢救发掘的33座土墩以外,其余保存尚好。土墩外形多数为馒头状,少数为覆斗状。平面呈长方形、方形、圆形、椭圆形及不规则形等。

2005年1月至2006年12月,福建博物院、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和浦城县博物馆联合在管九村西侧的相关地段对部分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33个土墩,计47座墓葬,其中一墩二墓的6墩、一墩多墓的1墩,其余为一墩一墓。墓葬形制可分为平地掩埋、长方形浅坑、带墓道竖穴土(岩)坑三个类型。共出土遗物280余件,其中原始瓷器67件,主要器形有豆、罐、尊、瓮、簋、盂、碟等;印纹陶器146件,主要有罐、簋、豆、尊、盅等;青铜器55件,以短剑、矛为主,还有戈、锛、匕首、刮刀、镞及尊、盘、盅形器等;此外还有玉管饰和石器各7件。

参考碳十四测年数据,这批土墩墓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夏商时期,均出土黑衣陶器和软陶器;第二、三期分别为西周和春秋时期,其中部分墓葬呈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过渡状态。2013年,管九土墩墓群成功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果将来能在闽北和闽南的某地发现城址遗迹,那么城址和土墩墓这类贵族墓葬相互印证,福建青铜文明的曙光将真实再现,那就是重新认识福建文明史的突破。

前世传奇 

印纹硬陶·原始瓷·青铜器 

讲述人 陈兆善(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浦城管九土墩墓群,是福建首次发现的土墩墓群,填补了中国东南地区土墩墓分布区域的空白,其年代约在夏商、西周至春秋阶段,填补了福建地区该阶段考古学序列的缺环,因此位列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管九土墩墓的发掘,再次让人惊艳。它在福建属于首次发现,填补了福建土墩墓分布区域的空白。断代表明其年代始于夏商,止于春秋,学术意义巨大,填补了福建地区该阶段考古学序列的缺环,因此位列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土墩墓是南方一种独有的埋葬方式,在上世纪50年代就被发现,但长期无人认识,直到上世纪70年代,南京博物院在苏南地区考古中发现它是一种特殊的葬俗,根据墓葬形态、结构而定名之“苏南土墩墓”,后学术界泛称“土墩墓”。

上世纪80年代起,安徽、浙江等地也有陆续发现,形成了一个包含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地广泛分布的巨大文化圈。有人认为在广东、广西也发现相似遗存,甚至认为日本、韩国的坟丘墓也可算在这一文化圈中。

随着发现越多,讨论越热烈,争议也越大。不过,土墩墓流行于江南,以地上掩埋、封土成墩为特征,以随葬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为特色的古墓遗存,一般认为其下限止于战国前期。

土墩墓的墓主人身份如何,在苏南发现的一些大型墓已有结果,有些已明确了属于吴王的墓葬(如吴王余眜),大部分还是未知数。从结构和规模看,大体推测应是贵族阶层所拥有,平民百姓还不能享用。

这种葬式源自哪里,至今成谜。不过,土墩墓的流向相对比较清楚。学术界有两种观点值得重视,一种观点认为它是中国古代坟丘起源的一种特殊例证,一路北传中原,影响了汉代贵族和王陵大型封土的形成,打破了中原墓葬“不封不树”的传统;另一种观点几乎可以确定,那就是直接影响汉代越文化墓葬形式,包括闽越墓葬。比如,浙江和福建汉代埋葬中墓底普遍铺设河卵石棺床、墓内有棺椁、地表有封土堆做法,随葬品有印纹硬陶、原始青瓷,无疑是土墩墓的传统,证据比较有力。汉代的这种葬式很可能就是韩国坟丘的来源。

2005年—2006年浦城土墩墓的发掘收获是极其丰富的,为闽北先秦考古学文化的传承关系提供了可贵的佐证,反映出先秦时期闽北文化的繁荣,其价值和意义重大,可供研究的内容也非常丰富。

比如以几何形拍印图案为特征的陶器,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闽北印纹陶起源于牛鼻山文化,陶质较软,至商代中晚期印纹陶处于鼎盛时期,拍印纹样繁多而工整,前后演变脉络清晰。印纹陶器形态圜底器、三足器仍继续流行,圈足器和平底器趋多,装饰纹样常见席纹、方格纹、菱形纹,拍印作风趋向大方而严谨。

与此同时,原始瓷器已经盛行,在闽北以往考古发现的光泽杨山墓葬、建瓯黄窠山遗址、建阳山林仔遗址等,都有这类相同或相似器物的存在,说明闽北这些地方已形成共同文化类型。归纳其物质文化上的共同特征,表现为共同拥有印纹硬陶、原始青瓷器和青铜器三大类。其中,原始青瓷和青铜器所见与江南土墩墓相似。

管九土墩墓青铜器的发现,是福建省一次性发现数量最多的铜器群,兵器居多,以短剑、矛为主。10件造型精美的越式青铜剑,在全国首屈一指,其中一把青铜剑至今锋利,剑茎两侧铸有扉耳,无剑格,剑首为喇叭形中空,与浙江长兴、瓯海杨府山和安徽屯溪出土青铜剑形制相似。

浦城土墩墓形式、结构及出土文物都与江南地区同期文化所见大同小异,真实地反映了先秦时期福建与域外文化越来越多的交流与融合,说大点,是福建向中华民族大家庭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有些问题至今没能给出答案。比如,如果同属一种文化,浦城土墩墓年代上限早于江浙土墩墓,江南土墩墓是否由此传入?吴越地区基本是一墩一墓,浦城有一墩两墓、一墩多墓的现象,原因在哪?均不得而知。

浦城土墩墓的发现为福建学术界的研究带来重大课题。拿青铜器来说,有史以来,整个福建发现先秦青铜器数量不多,但发现地点颇多,闽北的政和、光泽、武夷山、建瓯、建阳等多个县市都有零星发现,多于福建其他地区。比如建瓯曾发现青铜大铙和青铜甬钟,再次表明闽北文化走在福建的前列。前些年,武夷山曾发掘过一座墓底有河卵石铺设的墓葬,发掘者认为属土墩墓,预示着闽北确实存在较大范围区域分布土墩墓的可能。

土墩墓数量如此之多,意味着已有相当的贵族阶层存在,像土墩墓这样的规模,工程浩大,需要相当多的人力和物力,布列于小山之巅,以一个阶级居高临下的身份依江望川,这些墓主人是谁,他们居住生活的地点在哪,遗址规模有多大,面貌怎样,迄今还未发现这样的遗址。

从先秦典籍《周礼》中有关“七闽”的记载来看,当时“七闽”方国可能已经存在,甚至有若干处,包括闽南“浮滨文化”圈也非常发达。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大胆推测,青铜时代福建境内在闽北和闽南具备了产生王国的条件,如果将来能在闽北和闽南的某地发现城址遗迹,那么城址和土墩墓这类贵族墓葬相互印证,福建青铜文明的曙光将真实再现,那就是重新认识福建文明史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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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杯形器

原始瓷

今生故事

青铜兵器大量出土 

闽北方国今何在 

东南网3月9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赵锦飞 郑雨萱 通讯员 王树瑜 徐赵浦 文/图) 

管九村位于闽浙赣三省交界处,素有“九里花园十里街”美誉。2006年,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名声大作,进入了“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行列。

让世人瞩目的是布列于小山之巅的土墩墓,居于山岗高爽之地,俯瞰平川,自带“居高临下”的气势,在沉寂千年之后,而今又为福建先秦文明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以往由于“过了仙霞岭再无土墩墓”的考古推断,鲜有人将位于武夷山脉东侧、仙霞岭南侧的管九村与神秘独特的江南土墩墓联系到一起。专家指出,我国先秦土墩墓被认为是吴越文化的特征之一,福建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土墩墓。

2002年全省开展闽越文化调查时,管九村土墩墓群首次浮出水面。2005年1月至2006年12月,为了配合京台高速浦城至南平段建设,省、市、县三级组成考古队,对分布于柘溪两岸的土墩墓进行抢救性发掘。“这些土墩墓呈散点状和带状分布,总占地面积约13万平方米。”浦城县博物馆副馆长杨军说,发掘的33座土墩47座墓葬距今4500年到2500年。

此前,“福建先秦无史,属蛮夷之地”已是史学定论。这次撼动学界的考古发现,不仅弥补了福建地区考古学时代序列中夏商周时期的缺环,还把福建文明史向前推了1000多年。

考古出土的文物中,有一把剑柄两边各有一耳的青铜剑(现为福建博物院馆藏),全长35厘米,剑身和剑柄处雕刻有精美的云纹、云雷纹、曲尺纹等,镂空、透雕工艺十分精湛。与一同出土的矛对比,青铜剑的工艺及用料高出一筹,出土时矛已腐蚀长锈,青铜剑却完好无损,剑上的纹路仍然清晰可辨。原因是青铜剑采用“失蜡法”铸造,即便在地下埋藏3000多年,剑刃仍十分锋利。

闽北地区作为福建天然屏障,土墩墓大量出土青铜兵器,其军事意义不言而喻。从后段出土的青铜器形制和原始青瓷工艺作风中,专家们捕捉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子。专家们推测,西周以来随着吴越势力向南渗透和影响,在福建地区首先进入闽北,当时“七闽”方国可能有若干,而闽北应是闽越方国的重心所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闽越的部族方国,中原先进文化已影响带动了当地社会初级文明的发展。在出土的青铜器皿中,杯、盘、尊等既为日常使用的宴飨之器,亦可充当祭祀中的礼器;而青铜兵器中,剑、戈、矛这类较为流行的组合品种,多由古闽越方国中军事武官阶层以上的人物所使用,足以体现当时部族对祭祀和军事的重视。

除青铜器使用外,2003年考古专家在(管九)大王塝发现的“江南第一冢”石室土墩墓,指向当时闽北方国已经存在等级差异。“这座24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整体规制极高,处于盆地水口位置,有居高临下的宏伟气势。”杨军说。

这座有棺椁的石室土墩墓,与1996年在浙江绍兴印山发现的春秋晚期越王允常墓相类似,虽然规模与结构不能与越国王陵相匹敌,但墓主人身份尊贵。在管九已探明的土墩墓群中,根据陪葬品数量以及墓葬规模,墓主人地位尊卑有别,高大封土或许就是阶级产生、文明曙光开始显露的一个重要标志。

由于庞大的体系和年代跨度,时至今日,管九土墩墓群依旧身世成谜。“除了浦南高速当时抢救性发掘的墓葬外,其他墓群都保存完好。”杨军说,目前前期考古调查和地质测绘已经完成,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守好这片土地,留待权威专家学者去发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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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纹陶

专家点评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杨楠:

从宏观上考察,中国古代封土或坟丘的起源发展,与江南地区土墩墓可能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墓上封土的习俗早在夏商之际的江南地区就已经存在,然后出现于豫皖两省的江淮之间,大约在春秋中晚期以后扩展到南方其他地区和北方中原一带,进而延续到汉代及其以后广大地区的墓葬遗存。

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付琳博士:

土墩墓中所见的器物祭祀遗存一般都出现在丧葬过程中相对固定的环节,而且在土墩内摆放祭祀器物或挖掘祭坑的空间位置也存在一定规律可循。江南地区土墩墓中常见四类器物祭祀遗存形式,即“墓下祭祀”遗存、“墓前祭祀”遗存、“墩上祭祀”遗存和“墩脚祭祀”遗存。土墩墓中的“墓下建筑”遗存、人骨祭坑和燎祭遗存等可能与丧葬祭祀活动相关。

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南京博物院研究员谷建祥:

江南地区大型土墩墓的形制演变与中国先秦史的发展息息相关。西周初年,江南上层社会虽已受到了西周文化的影响,但从葬制上看,主要仍以土著文化为中心,没有摆脱“平地起封”这一从新石器时代发展而来的土墩墓的葬式。其“一墩一墓”的规格和“石床”的出现大概只是本地社会中阶级分化的体现,而非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所致。这种分化,标明新的阶级的产生和意识形态上的独立,新的阶级已成为当地先进文化的代表。

 

 


牛鼻山遗址:与昙石山唱和 开闽地“山海经”之先声

即时 | 2020-03-02 10:36

【世界遗产·文化】

福建日报社

福建省文物局合办 

2020年第7期

牛鼻山遗址航拍图

文物名片 

牛鼻山遗址 

牛鼻山遗址位于浦城县管厝乡党溪村,占地面积约3200平方米。1989年、1990年,福建省考古队先后两次进行了发掘,共揭露面积900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19座、灰坑8个,出土石器、玉器、陶器等300多件,以及大量陶片。

这一遗址发掘的三袋足鬶、鸭掌足鼎等文化遗存,与闽江下游昙石山文化有较大差别并有自身特点,学术界将其命名为“牛鼻山文化”。牛鼻山文化在史前区域文化交流、闽台史前文化关系、史前文化发展序列、聚落考古研究、史前经济形式转变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2018年再次对牛鼻山遗址周边进行区域性系统调查,发现碳化粳稻种子距今5300年~4800年。

在闽江流域新石器文化体系中,牛鼻山文化是闽浙赣地区大交流大碰撞而形成的融合形态,也是农业革命的滥觞地。

前世传奇

兼具桥梁和桥头堡之功 

讲述者 陈兆善(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牛鼻山两次发掘的资料,为福建新石器时代山地类型考古遗址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珍贵的实例,与反映海洋文化的昙石山文化共同构成了福建新石器时代不同类型的文化代表。

众所周知,福建地区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当以昙石山文化为第一,而在整个闽北、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发现数量尚显不足。对于研究福建史前文化的区系类型,存在较多的文化序列与区域的缺环。

闽北在古代福建历史文化中,发挥了先行者作用。就考古而言,福建北部经过历年考古工作,发掘了浦城牛鼻山、黑岩头和马道坪,武夷山梅溪岗、葫芦山和上七丘岗,光泽马岭和馒头山,邵武斗米山和延平葫芦山等遗址,充实了福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内涵。相对于其他地区,闽北的史前文化还算相对完善。

这些遗址中,最有代表性的遗存还是牛鼻山遗址,它是“牛鼻山文化”的命名地,是闽北地区早期文化的代表,也是福建山地类型考古学文化的代表,为福建史前文化序列的重要一环。地处偏远的牛鼻山遗址,实际上是一颗遗落在深山之中的明珠。

浦城位于福建北大门,自古就是闽浙赣三省襟喉,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在文化、人员、经贸等交流方面,兼具桥梁和桥头堡的作用。前者体现在早期对接江南的良渚文化、江南土墩墓、越文化等,并在历史时期继续作为福建与江浙、中原联系的主要通道;后者表现为在吸收和引进先进文化时,先在本地生根发芽,然后再下传至闽江流域等地区,为福建历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牛鼻山文化特点很明显,其典型陶器有三足鼎、三足盘、三足鬹、凹沿长腹圜底罐、小侈口扁腹罐、侈口长腹圈足罐、敛口长腹圈足或圜底壶等十类器型,还有少量其他器型。其中三足器、长腹器、高圈足器造型最为典型,带耳或带把器型很发达。

我们发现,牛鼻山类型文化,出现了来自邻近浙江、江西同期文化的交流和影响。从器物形态方面分析,牛鼻山类型下层遗存中的高喇叭形圈足豆、高柄豆、锥形足鼎以及壶、罐造型,与已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良渚文化关系密切,往上还可追溯至江南新石器的崧泽文化;另外与江西樊城堆类型文化也有一定的联系,两者在陶器的陶质陶色方面,墓葬随葬品的鼎、豆、壶组合,以及石斧、锛、镞等生产工具形态上,都有相似的文化面貌。江西考古专家认为其归属极可能为江西的另外一支考古学文化——万年文化,意味着牛鼻山文化极可能就是万年文化的来源。

牛鼻山文化对闽江下游的昙石山文化有很大的影响。昙石山文化的第二来源也是其主要来源,就是闽江上游地区的早期文化,重点就是牛鼻山文化,当然还包括现南平地区所辖的闽江上游地区其他的一些早期文化。从自然地理环境来说,闽北是闽江的源头之一,沿江交通便利。除个别地段外,有连绵不断的纵向延伸的山间谷地,使得闽江上下游之间有机联结在一起,为文化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考古学文化的意义上说,闽北是福建文化的源头,这是有一定的基础的。

具体比较昙石山文化和牛鼻山文化,我们发现有四类器物为两地共同常见、形态基本一致的器型,如小侈口扁腹圜底罐、侈口长颈扁腹圈足壶、敞口浅腹中高圈足豆、敞口浅腹高宽圈足盘等;形态相同而较少见的器物,有凹折沿鼓腹矮圈足罐、微侈口折腹宽矮圈足簋、平折沿弧腹矮圈足簋、敛口斜弧腹矮圈足簋;相似或相近的器型,还有三足鼎、凹折沿鼓腹矮圈足罐等。

从上述对比可以看出,昙石山文化与牛鼻山类型在主要器型与次要器型方面虽有较大的区别,但两者之间的联系还是相当密切的,有一些共同存在的东西,也有相互影响的成分在内。考虑到牛鼻山类型文化地处闽江上游,能更早接触到江浙早期文化,因此推测牛鼻山类型对昙石山文化的影响,要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

从牛鼻山与昙石山出土陶器相对照看,昙石山墓葬第一期至第五期都可看到两者相同和相近的陶器存在,表明其文化的影响是持续的,而且表现为存在相互交流的成分,不是单一的,而是双向的。

通过牛鼻山文化的桥梁作用,昙石山文化对浙江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浙南的好川文化就吸收了昙石山文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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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足陶鬶

陶尊

今生故事 

两粒碳化粳稻种子 

东南网3月2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赵锦飞 郑雨萱 文/图) 

在福建考古界,有“地上文物看泉州,地下文物看浦城”一说,此言不虚。谁曾想到,群山环抱,南浦溪支流躨跜蜿蜒,一处高出溪流水面约40米的独立山头中,深藏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信息,这是迄今所了解本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与昙石山文化遥相呼应,开始了福建新石器文化山与海的二元对话。

牛鼻山遗址所在地,如今仅余6户居民。数千年前,先民在此披荆斩棘,逐水而居,这里曾是“诗意”栖居之地。“后靠山,前临河,中间是块大盆地,是牛鼻山遗址显著的区位特征。”浦城县博物馆副馆长杨军说,遗址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先民摆脱迁徙游移,结成聚落后的生产生活图景。

闽北山区气候温润潮湿,自然生态资源丰富。“在生产力水平低下而发展缓慢的新石器时代,先民相当程度还是要依赖自然资源的优势,但已经有意识地进行开发和改造自然的斗争。”杨军说。

入之愈深,其见愈奇。2018年7月,经福建省文物局批准,浦城县与厦门大学历史系合作开展牛鼻山遗址周边区域系统调查。这是一种细致到以平方为单位的野外调查方法,是区域系统方法在福建境内的首次实践,也是在华南山地密林地区运用区域系统调查思维与传统普查方式相结合的一次尝试,大大丰富了对牛鼻山遗址的认识。

之后在牛鼻山山顶和西侧探沟试掘中,从相当于牛鼻山文化早期的地层和灰坑中发现了两粒碳化水稻,经厦门大学考古人类学教学实验中心主任葛威副教授初步鉴定,属于碳化粳稻种子;根据碳十四测年,显示其年代范围约在距今5300年~4800年。两粒“谷”化石的发现,将闽北地区及闽浙赣三省交界地区水稻种植历史在原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1500年。

此前,在牛鼻山出土的农耕工具中,就出现了形制较为特殊的有段石锛。有段石锛在浙江河姆渡文化时期(距今7000年至6000年前)已经使用,被视为稻作农耕文化中装柄使用的工具。牛鼻山遗址中有段石锛数量不多,农耕生产总体还处于原始粗犷的阶段,但也证明在这一时期先民已开始农业革命。

陶器与农耕生产的发展,共同构成了先民定居并产生原始氏族的条件。在牛鼻山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中,有用作储藏种子的器具,当时先民耕作有种有收,但总体产量不高,某些器皿还有火煨的痕迹,反映了先民从生食向熟食的转变。

有趣的是,出土的文物中出现少量陶鬶,这是一种源自于黄河流域的传统陶器造型。其造型奇特,口沿一侧呈鸭嘴状,修长的颈部连接三个分叉的袋状足,是一种可炊可饮的器皿,有人研究其用途是被当作酒器使用。“清醠之美,始于耒耜”,使用谷物酿酒,伴随农业生产而来。浦城陶鬶的发现,是否意味着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具备用粮食酿酒的可能,这是值得探寻的一个谜。

2009年,牛鼻山遗址被列入福建省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为了最大限度保护历史遗存,考古遗址已整体回填。作为文化沃土的见证,管厝乡在打造生态水系的同时,在党溪村建起了牛鼻山文化公园,游客漫步园中,可见形态各异的陶器、农具等文化元素,来一场千年的历史穿越。

不可否认的是,在闽江流域新石器文化体系中,牛鼻山文化是闽浙赣地区大交流大碰撞而形成的融合形态,也是农业革命的滥觞地,我们对牛鼻山文化还知之甚少。正如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兆善研究员所说:“浦城地下文物的地位和作用还远未充分展现,值得深入发掘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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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足陶盆

陶豆

专家点评 

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吴小平:

山坡遗址的农耕经济形态以浦城牛鼻山为代表,这些遗址多分布在内地的河流台地边缘,由于生态环境与贝丘遗址有很大差异,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有很大不同,其文化内涵便可反映。如生产工具,农业生产工具所占比例比贝丘遗址大,且制作精美,有长方形石锛、钻孔石斧、石钺、石刀和石磨盘等,而渔猎工具较后者少,反映了山坡遗址居民以采集植物和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生产方式,其农业生产较贝丘遗址发达。

江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徐长青,江西省资深考古专家李家、申夏:

牛鼻山遗址的发展,为福建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资料。对它的研究,不但可以更深刻地了解牛鼻山遗存文化的性质,而且可以丰富以它为代表的这一类型的文化面貌,并且寻找到与昙石山文化的区别和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它的研究,可以为福建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区系类型研究提供帮助。同时,由于该遗址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它又为研究闽、浙、赣三省交界地区的古文化渊源与交流产生积极的影响。

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付琳博士:

牛鼻山文化是闽浙赣三省邻境地区新石器时代山地文化的典型代表,实证了距今5000年前后稻作农业已在本地生根发芽。浦城牛鼻山遗址作为牛鼻山文化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为探讨牛鼻山文化先民的经济生活、文化交流和葬俗习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今后对于这处遗址聚落形态的深入发掘与研究,也将极大拓展对于福建史前山地文化类型的认识,进一步明确福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山海二元格局。

壳丘头遗址群 向海迁徙的第一块踏板

即时 | 2020-02-17 09:52

【世界遗产·文化】

福建日报社 福建省文物局 合办

2020年第5期

平潭壳丘头考古遗址公园 念望舒 摄

文物名片 

壳丘头遗址群 

壳丘头遗址群主要位于平潭综合实验区苏平片区山显美村至剑湖村之间,最早发现于1958年,是福建沿海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6500年至5500年,代表着闽台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目前,壳丘头遗址群包括壳丘头遗址、东花丘遗址、龟山遗址,总占地面积超过16万平方米,2019年被公布为第八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距今6000年前后,人类开始有组织、有规模地向沿海岛屿迁徙,这是人类开发海的开始,而壳丘头文化遗址的时间点和南岛语族向海洋迁徙的时间点刚好吻合,壳丘头先民在地理和时间节点上最具备向海洋迁徙的条件。

前世传奇 

探寻福建海洋文明基因 

讲述人 范雪春(福建博物院研究员、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院长)

平潭壳丘头遗址,考古定性为福建海洋文化肇始的地方,是闽台史前文化之源,是目前福建沿海地区发现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也是台湾海峡西岸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平潭也因此被考古学界认为是研究南岛语族起源地的关键区域。

距今6500多年前,壳丘头处于山麓与海湾间的台地之上,北依低矮的马后埔山,南面为古海湾滩涂,海拔仅5米,地势平坦、雨量充沛、光照充足,东临海湾不足百米,北为连绵低矮丘陵,是依山面海的好地方。

这里为壳丘头先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充足的天然资源,成为海岸边一处理想聚居的地方。先民在此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史前海洋文化,考古发掘佐证了壳丘头的原始居民过着定居的采集渔猎生活。

平潭地处闽江口,四面临海,与台湾隔海相望。考古专家在壳丘头遗址挖掘出大量的海生贝类、鱼类骨骼,说明捕捞是当时一项更重要的食物来源,故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海洋性适应型经济。先民利用骨锥、骨匕和凹石,通过撬取或砸击的方式,获取贝壳中的肉质。

遗址群还发现以平面呈梯形的小型石锛为代表的磨制石器,此外还有少量的穿孔石器。生产工具中石锛普遍较小,小者长度仅有3.5厘米,很难作为单体农业工具使用,而应是作为装柄的复合工具,用来采集或攫取食物,更有可能是用于修房、造独舟破木的木工工具。

食物需要器皿盛放。壳丘头先民在获取食物后,使用支座支起硕大的陶釜烹煮。当时,陶器外表的纹饰虽然简单,但种类不少,包括压印贝齿纹、戳点纹、刻划平行条纹、指甲纹、镂孔等,总体上陶器颜色以灰、黑、灰黄、红、褐色为主,明显火候不匀,温度不高,但其装饰体现了壳丘头先民原始的审美观念。

壳丘头文化并非孤立存在的,相似的史前遗址曾见于福建发现的平潭祠堂后遗址、南厝场遗址、闽侯昙石山遗址下层、溪头遗址下文化层等。另外,南至广东、东到台湾,皆存在与壳丘头文化特征相似的文化类型或遗址,说明此类遗存于中国东南,甚至可以将眼光投向更远的越南所在的中南半岛,那里是东南土著的文化,是其后形成的百越族群的祖先型文化。

壳丘头文化正处于南岛语族离开大陆向海洋迁徙的历史时期,因其文化面貌反映了该地区史前文化向岛屿扩散的迹象和趋势,近年来已经成为国际南岛语族研究的热点区域。

距今6000年前后,人类开始有组织、有规模地向沿海岛屿迁徙,这是人类开发海的开始,而壳丘头文化遗址的时间点和南岛语族向海洋迁徙的时间点刚好吻合,壳丘头先民在地理和时间节点上最具备向海洋迁徙的条件。

20世纪以来,考古学家、语言学家、民族学家以各自的方法相互结合,认为南岛语族的起源地在亚洲大陆的东端,甚至确指是中国的东南沿海。值得一提的是,林惠祥与凌纯声两位老先生首次指出了中国东南的百越族群是马来人的起源,其重要的意义在于将中国东南与南岛语族纳入了统一的土著文化共同体。

壳丘头文化与台湾的大坌坑文化之间有较多的共性,也已证实闽台之间的史前文化早在6500年前便有交流互动。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台湾最早的大坌坑文化“如果代表台湾本岛内南岛语族的祖先,那么台湾应该至少是原南岛语族的老家的一部分”,“如果(金门)富国墩文化是大坌坑文化在台湾海峡西岸上的表现,那么考古学的研究已经初步地把南岛语族的起源推上了福建和广东的海岸”。

目前,国际学术界普遍观点是:距今大约6000年前,居住在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先民开始驾舟出海、逐浪而徙,第一站抵达台湾登岛而居,距今5000年左右扩散到菲律宾,之后继续向东向南迁徙,将文明的火种撒向广袤的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形成了现在世界上最庞大的分布于南太平洋及印度洋岛屿的南岛语族族群。

从“原百越—南岛”一体化进程的视角来审视这一庞大的课题,壳丘头文化作为百越的祖先文化(即原百越文化),将对“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研究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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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员在龟山遗址进行发掘工作。念望舒 摄

今生故事 

六千年前逐海之地 而今再次放眼世界 

东南网2月17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王凤山 林霞 张哲昊) 

1958年全省文物普查,考古人员在平潭南垄村发现了壳丘头遗址,掀开其神秘面纱的一角。可惜的是,当时的文物保护意识淡薄,并未进行详细的考古发掘。而且,当地居民挖掘遗址上的贝壳烧制石灰,用作粉刷建筑的材料,对遗址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坏。

到上世纪80年代,福建博物院(原福建省博物馆)派出考古队,对壳丘头文化遗址进行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此次发掘收获颇丰,共清理出21个贝壳堆积坑和一座墓葬,出土石器、骨器、玉器、贝器、陶器等遗物200多件。经碳十四测年,壳丘头文化遗址要早于昙石山文化遗址。

2004年,福建博物院与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夏威夷毕士普博物馆合作,开展了关于“东南史前航海术和南岛语族”的课题研究,对壳丘头文化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诸多迹象表明,早在6000多年前,这里就是平潭先民繁衍生息之地,他们在此捕鱼、采贝、狩猎,还将“生活情趣”倾注在手工制作之上……久而久之,一个个原始聚落逐步形成,文明曙光就此点燃。

2010年7月,一场“寻根之旅”令平潭走入国际视野。彼时,6名南岛语族后人(来自法属波利尼西亚)登上仿古独木舟,从南太平洋的大溪地启程,赴闽寻根问祖,远航1.6万海里后,抵达平潭壳丘头文化遗址所在地。

此次旅程历时4个月,证明了从中国乘独木舟漂到南太平洋诸岛的可行性。不少学者认为,南岛语族先民极有可能是从福建东南沿海启程,经台湾岛向外扩散至太平洋各岛屿定居。在平潭发现的史前遗址,都能够找到与南岛语族先民相似的文化和生活印迹,这为“平潭是研究南岛语族起源地的关键区域”这一学术观点提供了更多佐证。

近年来,东花丘、龟山遗址等考古成果相继浮出水面,目前平潭共确认有27处史前遗址,时间由旧石器时代跨越至商周时期。2017年11月,国际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应运而生,这是国内首个国际性南岛语族考古研究机构,致力于探索海峡两岸人文血脉关系、南岛语族的寻根溯源等课题,扩大福建在南岛语族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

平潭综合实验区还启动壳丘头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项目。“整个项目规划分为公共服务与考古体验区、核心遗址展示区、南岛语族国际文化交流区、南岛语族民俗文化村落区、乡土文化展示区、公园预留区等六大功能区。”项目负责人胡永平说,位于南岛语族国际文化交流区的国际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是整个项目的核心区域。

今年6月,当地将召开首届“平潭史前文化与太平洋考古论坛”,未来每年还将常态化举办,邀请两岸及海外研究学者参与,力争将壳丘头遗址群打造成为国际首个南岛语族主题考古遗址公园。

“结合现有证据,我们可以得知,平潭壳丘头遗址很可能是南岛语族先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该遗址的发现、发掘、研究等一系列工作,为研究南岛语族的迁徙路线提供了考古学的证据。”厦门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张闻捷说,可以想象,壳丘头先民曾在这里眺望大海,一如今日平潭国际旅游岛放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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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制器具   念望舒 摄

陶器碎片  念望舒 摄

专家点评 

美国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考古学家Barry Rolett:

通过在平潭壳丘头文化遗址、龟山遗址、东花丘遗址等进行调研,可以推断平潭或是波利尼西亚南岛语族海上迁徙的第一块踏板。这里发掘的数处考古遗址,以及出土的文物,都显示了平潭和太平洋岛屿之间的联系。

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羊泽林:

壳丘头文化遗址是平潭壳丘头遗址群中最早被发现的一处遗址,这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对研究闽台史前文化关系以及南岛语族起源等问题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可以依托国际南岛语族考古基地,打造国内外南岛语族专家交流研究成果的学术平台,充分发掘和宣传平潭历史文化内涵。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张闻捷:

壳丘头文化遗址的发掘为研究新石器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先民的生产方式、经济形态以及社会进程提供了大量的实物材料,有助于建立和完善我国东南地区的年代序列和文化谱系;对探讨新石器时期东南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互动,研究海峡两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源流,以及对西太平洋地区南岛语族的来源和传播等研究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福州大学闽商文化研究院院长苏文菁:

平潭壳丘头遗址代表着闽台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从考古学和历史学角度来说,这进一步验证了大陆和台湾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海峡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二者有着共同的文化起源和背景,这赋予了平潭岛壳丘头遗址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为两岸进一步合作与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文化基础。

昙石山遗址:福建海洋文化从这里开始

即时 | 2020-02-10 08:39

福建日报社 福建省文物局 合办

2020年第4期

从大溪地出发的独木舟

陶塔式壶

根据昙石山人头骨复原的头像,或可与高更作品对比。

高更作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

以福建沿海为中心的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是南岛语族的最早源头,也是南岛语族先民即将走向茫茫海洋之前,在亚欧大陆上的最后一片栖息地。

文物名片 

昙石山遗址 

位于福州市闽侯县甘蔗街道的昙石村,发现于1954年,是一处新石器—青铜时代遗址。从1954年开始至2009年,先后进行10次正式科学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是迄今为止我省唯一经过多次正式考古发掘的史前遗址,发掘面积最大、积累资料最丰富、开展研究项目最多,并得到国内外公认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基地。

2001年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被评定为福建省级考古遗址公园,现存面积7.31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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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传奇 

揭开先秦闽族面纱 追踪南岛语族起源 

讲述人 董平(福建省昙石山遗址博物馆馆长)

1963年,曾昭燏、尹焕章两位先生首次提出用“昙石山文化”来命名广泛分布于福建、粤东、浙南的“印纹陶文化”。“昙石山文化”从而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最早被认定、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福建省第一个被确立的考古学文化。

昙石山濒临福建最大河流——闽江之畔,处在闽江北岸丘陵地带的边缘,是一座相对孤立的低缓山丘,外形似“鱼形”,海拔26米。山体呈东北—西南走向,南北长约430米,东西最宽处不过150米。

1954年1月7日,地处福建省闽侯县第七区恒心乡(今甘蔗镇)昙石村的农民,在修筑村子周围的闽江防洪堤坝时,挖出了许多样式古旧奇特的瓦罐、石器、骨器以及堆积很厚的白色贝壳。

接到报告后,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立即派人到现场考察。当时,福建省的考古力量还十分薄弱,不足以独立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在此情况下,省文管会随即向南京博物院的华东文物工作队请求援助。3月中旬,华东文物工作队遂指派尹焕章、宋伯胤两位同志前往闽侯县配合指导当地考古人员进行实地勘察,并进行了首次小范围的发掘。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一个史前文化遗址由此重见天日。

该遗址的发现,逐渐揭开了先秦闽族文化的神秘面纱,佐证了闽江流域是先秦闽族的发源地,是孕育和诞生福建古代海洋文明的摇篮。其文化特征与我国台湾地区的凤鼻头文化等内涵相似、年代相近,某些文化因素甚至和南岛语族所在的整个南太平洋地区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史前文化都有着诸多渊源和联系。

所谓“南岛语族”,即“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是指现今广泛分布于亚洲东南至太平洋群岛等海洋地带、民族语言亲缘和文化内涵相似的土著族群,是目前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也是唯一主要分布在海岛上的语系,使用人口2。7亿,主要散布于西起马达加斯加、东到复活节岛、北起台湾和夏威夷群岛、南抵新西兰等广阔海域的众多岛屿之上。

自上世纪末以来,中外学者就开始了南岛语族起源问题的相关研究,昙石山遗址在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考古界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以福建沿海为中心的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才是南岛语族的最早源头,也是南岛语族先民即将走向茫茫海洋之前,在亚欧大陆上的最后一片栖息地。所以,它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对探索福建沿海原始社会晚期的社会经济、文化面貌以及研究闽台古文化渊源和南岛语族地区古文化的互动交流关系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昙石山遗址本身就是一本厚重的地书,无声而又非常清楚地向我们讲述着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沧海桑田故事。昙石山文化有两大特色,一是对中华文明多元起源学说的强有力证明。新石器时期在人类发展史上是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时期,人类发明创造了一批能促进自身生存发展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人类文明的曙光开始出现。

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是“满天星斗”格局,并把中国古文化大系内部划分为六大文化区,这是对“以中原文化为主流”的颠覆。昙石山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在5000年前的福建,我们的先民曾经在这里创造出具有福建地域特色的文化类型,石器、骨器、角器、牙器、陶器等大量出现,就是很好的实物证据。

二是独具福建特色的海洋文化。新石器时期,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单纯的自然寄生者逐渐转变成自然改造者,人类开始减少对自然的依赖。昙石山的先民们也在这个时期进行了极具海洋文化特色的创造。

陶釜是昙石山文化最典型、出土最多的陶器,是海洋文化特色的重要例证,也是福建5000年饮食文化的基因载体。有18件陶釜出自同一座墓中,明显超出了实际使用的范围,一方面显示了贫富分化的现象,另一方面也暗示着食物烹煮方式的细化,可能是昙石山人河鲜、海鲜分开煮的一个体现。

昙石山,是中华历史长河中的一条蜿蜒小径,我们依径觅踪60余载,期望看尽它的千年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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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六千海里的连接—— 

大溪地与昙石山 

□郭大路 文/供图 

陶釜

2011年年中,大溪地岛帕皮提港口,缓缓划出一艘独木舟。

大溪地,位于南太平洋法属波利尼西亚,距中国福建福州1.6万海里。

这是一艘重1.5吨、长15米、宽7米的无动力仿古独木舟,它的第一目的地,是福州昙石山。

借助星象、季风和洋流,4个月间,这艘独木舟漂过库克群岛、斐济、菲律宾在内的10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域,于当年11月19日,来到中国的昙石山。

乘舟而来的人们,走到了福建省昙石山遗址博物馆,说他们属于环太平洋的南岛语族——一个有着共同海洋文化的海洋族群。他们自信:5000年前他们的祖先,或许是从昙石山乘舟下海,成为横跨太平洋的海上移民,开枝散叶,衍生至今。

什么样的大溪地人,有如此瑰丽浪漫的寻根壮举?

1897年2月,与梵高齐名的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画下了他所深爱的大溪地人。高更说:“我不加修饰地画了一个月,它(大溪地)就在我的梦里,立在我们的来源和未来的面前。”并为作品取名《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

1919年,英国作家毛姆如此描绘大溪地:“它是一个高耸海面的绿葱葱的岛屿,暗绿色的深褶,使你猜到那是一条条寂静的峡谷……你会感到,在这些浓荫郁郁的地方,远自太古以来,生活就一直按照古老的习俗,绵绵不息地延续到现在……”

大溪地,可谓西方现代文明向往的“桃花源”。高更画中人的后代,就从这样的大溪地出发,寻到了昙石山。

1954年,在昙石山第一份考古发掘报告中,署名林钊的执笔人,以隽永的文字,也描绘出一片桃花源般的乐土:“江流经过甘蔗镇后,河道弯曲,形成一片较大的平地,有不少孤立的山丘点布在河流的北岸,如昙石山、洽浦山、鲤鱼山等,都是紧靠着江流边缘罗列的。登昙石山顶眺望,远处则四山环抱,山林蓊郁;近处则翠绿一片,平地田垄、果树、房舍互相错杂……”

从1954年到2009年,昙石山进行了十次正式科学的考古发掘。一次又一次的发掘,复原出新石器晚期昙石山人的模样:略矮、卵圆头型、面部扁扁、颧骨较高、眼眶位置略低,还有铲形门齿、内缩下巴,以及在南方阳光照耀下,那偏黑的皮肤。

一次又一次的发掘,复原出他们在昙石山上的生活:那时闽江下游流域的气候,要比现在炎热湿润,气温至少要高个两三摄氏度。白天,人们制陶织网、捕鱼捞虾、捡拾海贝,或者挥舞木棒、投掷石块、张弓射箭,追捕野猪和水鹿……他们学会了生火熟食、陶釜煲汤、驯养猪狗,甚至开始创造自己的艺术。

那只造型奇特、独一无二的塔式壶,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5000年前的生养死葬——为什么要安放在主人头顶的位置?是为了指引他的灵魂,走向宇宙的永恒吗?

日本的学者看见陈列厅中昙石山M137墓主左侧颧骨中下部贯通颧骨的骨缝,激动了:啊,这是“日本人骨”!日本人种可以追溯到昙石山人吗?

海外研究南岛语族的学者,也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的东南海域。于是,有了大溪地—昙石山的朝拜之旅。正如法属波利尼西亚独木舟协会会长凯达布所说,从人类学来讲,我们的根在中国。

就在2011年,昙石山考古人的眼光开始越过山丘,对福州及周边地区的闽江下游进行遗址点摸排。6年间,他们新发现具备福建史前文化特征的遗址点151处,加上原先福建省历次文物普查中发现的福州及周边地域遗址点,昙石山遗址所发现的各时期遗址点的数量,一共达到490多处。

永远在路上的昙石山考古人,依然在孜孜不倦地追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

专家点评 

中国杰出的考古学家曾昭燏、尹焕章:

建议把“几何印纹陶为主的文化”的名称改为“昙石山文化”……以几何印纹陶为主的这种文化起源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以福建、广东(广东东部、北部和中部)和浙江南部这一片地区为中心。

福建省昙石山遗址博物馆原馆长欧潭生:

昙石山文化是长江以南最早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距今四五千年,反映了福建闽江下游的海洋文化,是闽都和闽台文化的源头。

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兆善:

昙石山遗址是我国东南地区最有代表性的贝丘遗址,它丰富的内涵和不同时代连续的文化堆积如同一部福建先秦编年史,在新中国数十年时间内几乎是福建史前历史的代名词,迄今仍是福建首屈一指的考古学文化遗址。同样重要的是,它还是福建考古工作和专业人员起步和成长的摇篮。

南山遗址 这里出现福建第一批农民

即时 | 2020-02-03 17:39

福建日报社 福建省文物局 合办

2020年第3期

在南山遗址的4号洞和山顶都发现了墓葬。

从遗址中出土的各类陶制品分析,磨光陶占有较大的比例。

发掘的碳化稻谷

南山遗址

早在距今1万年左右,南北方就已经开始了交流融合,在粟和黍来到南方的同时,先进的制陶技术是否也从福建传到了北方?

本版照片由福建日报记者 游庆辉 摄

文物名片 

南山遗址 

南山遗址是福建省第一处洞穴和旷野相结合的史前文化遗存,位于三明市明溪县城关乡上坊村北约300米的南山(又名狮子山),总面积18万平方米,于1986年被发现。1988年—2017年共进行6次考古发掘,揭露出南山遗址连续而完整的文化层,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居住遗迹和丰富的文化遗物,含5座墓葬,数个史前人类活动面、火塘等遗迹,其中泥质磨光黑陶、碳化稻谷数量丰富,独具特色,为省内罕见,填补了闽西北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缺环。以南山遗址重大发现成果为基础,学术界提出了“南山文化”,以此代表闽西北地区新石器晚期新的考古学文化。2013年,南山遗址入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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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传奇 

稻谷·磨光黑陶·蓄水池 

讲述人 范雪春 (福建博物院研究员)

万寿岩遗址和漳平奇和洞遗址的福建史前人类,先后经历了数次冰期,距今6200年~3000年的明溪南山史前人类则迎来了最温暖的时期,迈入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向青铜时代转变。这里也发展为当时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内陆农耕文明,并且掌握了当时中国较成熟的稻作农业和先进的制陶技术。

在末次冰期结束后,距今6000年至5000年,全球迎来了一个温暖高峰期——森林带北移,冰盖融化,海面上升到历史高位。

温暖的气候造就了宜居的明溪盆地。当时这里森林茂密,河网密布,河里鱼儿成群,山上动物遍地,可谓林深水美。距今1500万年前,今天明溪县境内的几座火山相继爆发,留下了许多火山遗迹,明溪也成为我省盛产蓝宝石的地方。进入全新世后,明溪盆地成为南方罕见的一个沉积型盆地。

南山地处盆地的中心的边部,一座相对孤立的灰岩山体,基岩为天然的石灰岩,岩体上面覆盖着较厚的晚更新世至全新世红土层,山顶比较平缓,山体南侧、北侧、西侧的洞穴密布。也许正是看中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大量南山先民聚集于此,繁衍生息长达3000多年。

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温暖的气候,让这里的人口迅速增长,捕鱼狩猎采集已经难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一个内陆农耕文明由此萌芽、发展。

考古专家在南山遗址4号洞穴2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内,浮选出10万余粒碳化稻谷和大量的狗尾草、飘拂草,表明在新石器时代,南山遗址的先民们已经掌握相对较发达的稻种农业,并学会大量种植水稻。这些碳化稻谷是目前在武夷山东麓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水稻遗存,这在同一时期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发现的史前洞穴遗址中也是十分罕见的。

碳化稻谷旁发现的大量狗尾草和飘拂草,是典型的农田杂草,其出现说明这些稻谷不是收集或交换得到的,而是南山先民自己栽培种植的。

考古团队对南山遗址人骨的研究显示,南山先民患有龋齿、牙结石、牙釉质脱落等口腔疾病。这些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人群才会有的特征,进一步佐证了南山先民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农耕技术。

除了稻谷,他们还种植粟(谷子)、黍(糜子)、大麦、大豆和绿豆等多个品种,甚至可能还栽培梅子、柿子、猕猴桃、葡萄等鲜果类植物。

而粟和黍两种小米的遗存,是目前在整个华南地区,包括岭南地区和武夷山脉以东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小米遗存,为探讨整个华南沿海地区的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的来源问题提供了关键的考古实物证据和新的线索。

同样是在4号洞,考古专家们还在距今5000多年的地层里,发现了大量省内罕见的磨光黑陶,从工艺和质量可以看出,勤劳而富有创造性的南山先民当时已经掌握了引领时代的制陶技术。

磨光黑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时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器物,地处山东的龙山文化就是以磨光黑陶闻名,其年代距今4300年到4000年。此前的考古成果也认为磨光陶发源于中原地区。

过去,学界普遍认为,福建山多林密,自然资源丰富,人类不太需要改造提升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因此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落后。但南山遗址的发掘表明,在比龙山文化更早的5000多年前,福建的制陶业就已经非常发达。早在距今1万年左右,南北方就已经开始了交流融合,在粟和黍来到南方的同时,先进的制陶技术是否也从福建传到了北方?

南山遗址的陶器种类多样,主要有釜、罐、鼎、豆、壶、杯、纺轮、网坠等,工艺水平甚至可与现代陶艺相媲美。这种磨光黑陶上了黑釉,釉色圆润柔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色泽十分抢眼。

南山遗址的陶器纹饰非常丰富,有绳纹、条纹、篮纹、曲折纹、叶脉纹、圆圈纹、刻划纹、网纹、戳点纹、压印纹及附加堆纹等。南山先民还开始在磨光黑陶上用朱砂施一层彩绘,这也表明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南山先民开始了对美的追求。从省内来看,与南山遗址同时期的昙石山遗址也发现了大量制作精美的陶器,但相比之下,南山遗址的陶器技艺略胜一筹。

目前,在福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闽侯昙石山文化、霞浦黄瓜山文化和漳平奇和洞文化,而在距今五六千年前这个时段,南山遗址的出现,填补了福建内陆地区考古学的许多空白。如果说昙石山遗址是海洋文化的代表,那么南山遗址则是内陆农耕文化的代表。

从出土的文物分析,南山先民们在已经进入到相对比较发达的农业生产阶段后,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南山文化。从经济的发展形态来看,它已经超过了沿海地区的海洋文化。

山顶区域发掘的100多个不同时期的柱洞和两个大型蓄水池,表明从新石器时代直至商周时期,南山先民已选择在此长期、大规模生活。在山顶修建房子后,他们只有在极端天气出现的情况下才回到洞穴居住。

在山顶居住的人多了,饮水就成了难题。为了解决饮用水问题,南山先民创造性地挖掘了大型蓄水池。蓄水池内取水处用鹅卵石围铺一圈,最深处达2米余。蓄水池设计很精巧,开始时先挖一个很大的坑,然后往中心点挖下去,像一个井。水满的时候,四周可以取水;水少的时候,就到最低的地方去取。这在全国考古史上非常罕见。大型蓄水池也可以说明,当时山顶的人口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在南山遗址的4号洞和山顶都发现了5座不同时期的新石器时代墓葬。其中,4号洞的骸骨还保存完好,但在山顶遗址并没有发现骸骨。其原因在于南方的土壤呈酸性,腐蚀性强。而4号洞则属石灰石溶洞,土壤呈碱性,因此几千年前的骸骨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墓葬最长的2。38米,最短的1。3米;尸骨保存完好,牙齿很白,可以清晰地看见仰身直肢、俯身屈肢、俯身折肢等埋葬习俗。

正是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华南地区的史前人类遗骨保存状况较差。因此,南山遗址保存有人骨的墓葬就显得尤为珍贵。而这些比较完整的墓葬说明,南山先民的葬式、葬俗,跟商周时期并不太一样,有助于了解当时的人类对于生老病死的观念以及社会观和宗教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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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故事 

两万元启动资金,挖出全国考古新发现 

东南网2月3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方炜杭 陈亮 通讯员 江月兰 沙观球)

南山遗址地处明溪县城郊的一座山上,整座山如同雄狮,因此当地人称南山为“狮子山”。1986年的文物普查,南山遗址首次被发现。1988年至2017年,各级考古专家对南山遗址进行了6次发掘,南山先民们的“神秘面纱”由此逐渐被揭开。

现为明溪县博物馆负责人的俞其宝,全程参与了南山遗址的发掘。他告诉记者,南山遗址曾一度面临消失的危机。

南山山脚有数个天然的石灰岩洞穴,夏季十分阴凉,是绝佳的避暑场所。30多年前,很多明溪人到洞里打牌、喝茶。尽管一些陶器碎片陆续被发现,但其背后的价值,当时人们还知之甚少。

上世纪80年代,一家石灰岩加工企业看中了这座山,并很快与狮子山所在的城关乡签订了开发协议。1986年的第二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改变了这座山的命运。在得知狮子山面临的情况后,县文体局连忙与乡党委、政府和当事企业取得联系,协商停止对狮子山的开发。所幸在了解到狮子山的考古价值后,这位企业家当即表示愿意配合保护工作,立刻停止爆破和挖掘。

狮子山虽然保住了,但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要证明狮子山的价值就必须进行发掘,进行发掘需要专业的人员和大量的经费。”俞其宝还记得,当时的主管部门是县文体局,一年经费仅有两万多元,但当时的局长还是毅然决定拿出这两万元作为发掘启动资金。

努力终获回报。1988年,福建省博物馆(现福建博物院)与明溪县博物馆联合组队,对3号洞进行小面积试掘,发现了重要遗迹火烧土居住面、1米多厚的文化层及大量的各种纹饰陶片,当年即入列1988年福建省十大考古发现。2005年、2006年,福建博物院对南山遗址4号洞及山顶区域进行考古试掘,发现了大量的碳化稻谷和重要的遗迹遗物。

2012年—2017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明溪县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南山遗址进行正式考古发掘。2018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宣布2017年“六大考古新发现”名单,明溪南山遗址榜上有名。值得一提的是,自2001年开设这一奖项以来,福建仅有两项入选,另一项为浦城管九土墩墓。

李水常现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技师,自1983年开始从事考古工作,2006年就参与到南山遗址的发掘工作。2013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将乐县人民政府共同组建“东南考古研究基地”之后,他就一直常驻三明从事南山遗址出土陶器的修复工作。他说,南山遗址各发掘区出土遗存整体可划分为五个文化期,第一至四期属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第五期属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年代大体相当于中原地区商周时期。南山遗址的内容丰富,可看性强,文化内涵丰富,具有打造史前考古公园的良好条件。

2014年,明溪县成立南山遗址文物保护所。所长张志辉告诉记者:目前,南山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已初步完成,将上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审核。此外,南山遗址环境整治方案正在有序推进中,一座展示南山文化的博物馆也正在进行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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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

南山遗址出土的水稻是目前在武夷山东麓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水稻遗存;出土的粟和黍两种小米是目前在整个华南地区,包括岭南地区和武夷山脉以东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小米遗存,这为探讨整个华南沿海地区的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的来源问题提供了关键的考古实物证据和新的线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

近年来的植物考古表明,在闽江下游沿海地区昙石山黄瓜山文化中都是水稻和粟黍类一同出现,在台湾大坌坑文化晚期台南南关里和南关里东遗址都发现有粟(距今4500年至4200年),过去一直不理解,现在能够明白了。由于良渚文化纯粹是水稻,没有粟,所以农业不一定是沿海传播的,而很有可能来自闽中地区。这就为农业向台湾岛传播以及南岛语族起源等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周振宇:

南山遗址连续而完整的文化层,填补了闽西北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缺环。

福州:小学生古厝研学 迎接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

即时 | 2020-01-12 10:01

小朋友彩绘林则徐泥塑。记者 叶义斌 摄

福州新闻网1月12日讯(福州日报记者 吴晖)为迎接今年将在福州市举办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同时让孩子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寒假,昨日,鼓楼区关工委、林则徐纪念馆联合举办了古厝研学迎世遗活动,邀请30多名小学生来到林则徐纪念馆左海厅,体验彩绘泥塑活动。

活动中,小朋友每人领到一个研学包,在老师的帮助下,拿起小画笔,为林则徐泥塑画上彩绘:帽顶、朝珠为红色;帽檐、朝服为蓝色、紫色和少许白色;领口、袖口则是浅蓝色……孩子们用心描绘,表达对伟人的敬仰之情和对爱国精神的感悟。

活动中,主办方还给家庭困难的孩子发放了慰问金。

“闽南大鼓吹小八音”大坂传习所揭牌

即时 | 2019-12-31 18:15

日前,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闽南大鼓吹小八音”揭牌暨开班仪式在长泰县岩溪镇大坂社举行。

在长泰县文体旅局、文化馆、非遗传承人及学员的共同见证下,福建省非遗代表性项目“闽南大鼓吹小八音”大坂传习所正式揭牌,随后举行新学员2020年开班仪式。课堂上,市级非遗传承人叶振明老师手把手教授,耐心讲解大鼓吹小八音等相关专业知识。

据了解,长泰县共有大鼓吹、小八音骨干33名,目前正在积极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下一步,将通过培训进一步加强长泰非遗挖掘、保护及传承工作,倡导非遗保护理念,提高全民参与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保护优秀传统民间文化的浓厚氛围。(沈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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