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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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  讯 

习近平在宁德(十六):“习书记以平凡心真诚对待我们”

即时 | 2020-12-24 07:22

习书记不仅关心新闻事业,而且懂新闻。他说过,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关系很密切。但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所以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他喜欢和新闻记者聊时事、谈看法,地委的各项工作会议活动,他都邀请各路记者去参加。他也从来不在记者面前摆官架子,而是真诚地和我们交朋友,还经常讲:“你们新闻报道工作需要地委行署做什么,可以跟我说,我们全力支持!”

采访对象:

邢常葆,1955年10月生,福建罗源人。1983年起从事电视新闻工作,曾任宁德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调研员兼宁德电视台台长。2015年退休。

采访组:邢台长您好!我们来福建之前,就听说习近平同志当年在宁德工作期间,和您接触比较多。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什么印象吗?

邢常葆:我是从1983年开始做电视新闻记者的。当时宁德还没有电视台,也没有报社,我在地委下属的电视宣传中心站工作,相当于福建省电视台宁德记者站,工作地点就在地委办公楼里。当时整个宁德,做电视这一块只有我一个人,9个县也只有我这里有一台设备,我自己拍、自己编、自己剪、自己配稿,定期给省台送过去。

习书记1988年6月到宁德上任,一来就直接下乡搞调研去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一个多月之后,他到市直机关各单位走访,和大家认识一下。那天我正在办公室里编一个叫作《太姥情》的音乐片,想把工作几年来积累的一些素材编辑成一部音乐片,借此宣传一下闽东的好山好水。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和我打招呼,还看了我编的这个片子。他看完之后很高兴,对我说:“闽东的山水很漂亮,以后你们要加大宣传。”我觉得这位新来的地委书记既年轻,又亲切,没有大领导、大干部的那种距离感,很平易近人。

后来,因为我是宁德唯一的电视记者,所以他的会议活动都是我去跟访,对他在宁德期间的工作情况比较了解。又因为习书记这个人非常随和,喜欢和基层干部、和我们这些媒体记者交朋友,所以一来二去,我们就熟识起来了。

采访组:请您讲讲当时宁德的基本情况。据您了解,习近平同志对这些情况有什么评价?

邢常葆:当时宁德的经济状况是比较落后的,总体的财政收入刚刚过亿,县财政大都在两三千万左右,一些大的县,财政勉强够发工资,小的县可能会有40%到50%的缺口,像周宁县、寿宁县就更加入不敷出了。很多干部出差,过了一年半载,差旅费单据还揣在裤兜里面,就是因为单位拿不出钱来报销。很多县都如此,不是一个县两个县的事情。

再就是路程远。从宁德城关出发,没有一个县是可以两个小时到达的,最近的福安县也要两个半小时。交通状况差,没有一条柏油路,都是土路,那时候要是下去出个半天差,眉毛、头发、全身都是白灰和泥巴,恨不得到了那里就先洗个澡。

所以,习书记刚来的时候,我们宁德的干部也好、群众也好,都对他期望值很高,毕竟穷怕了,我们想靠他的资源“抄近路”尽快致富。但是,宁德这种现状,硬件软件都跟不上,连最起码的路都不通,能引进什么项目?习书记进行充分调研之后,提出要给宁德的期望值降火,要以“滴水穿石”的精神推进经济发展。他首先肯定了闽东过去取得的成就。从历史上看,叶飞同志曾在这里北上抗日打游击,闽东人民帮助做了大量工作,有一次叶飞同志遇险,也是闽东的少数民族群众把他救下来的。解放后闽东的贡献也很大,比如古田溪水电站发的电就不是供应宁德本地,而是供应全省的。他说:“宁德具有革命老区人民的坚韧精神,让我很感动。过去闽东人不是没有做事情,也不是完全在等靠要。但闽东的现状制约着我们,一下子就做成事情是不现实的。”他教育广大干部不要有过高的期望值,要脚踏实地总结经验,查找落后原因,实打实地做好基础工作。

采访组:您提到当年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出席的各项会议活动,您都跟访,请您回忆一下他当年施政方面有哪些事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邢常葆:我讲几个具体的事情吧。第一个就是1988年12月在霞浦开展的首次“地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活动。习书记来宁德不久,就了解到这个地方交通情况不好,群众要想到地委来反映情况,都要有大半天浪费在路上,事情办不办得成还难说。他就想出办法:与其群众跋山涉水上访,不如我们干部直接下访,几个干部下去,总比那么多群众上来要强一些。

那一天,习书记得了很重的感冒,一直在打喷嚏、流鼻涕,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出发到了霞浦。他亲自坐镇,接待群众,一个一个了解情况,问得很详细。

当时有一个小学老师,家里两代人都在边远山村里教书,已经有十几年了。他对习书记讲:“我现在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其他一些毛病,在县里住着不方便,书记能不能想办法给我一个进城指标?”习书记了解情况后,觉得老人家很不容易,而且两代人都奉献给教育事业,于是就和县里讲,这位老人的事情要想办法解决。这个事情就真的解决了。

后来,习书记提出了“四下基层”制度。各有关部门的规定动作是一年到基层去两次,能当场解决的就把问题终结在基层,不能当场解决的就带回来限时解决。他自己也以身作则亲下基层,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如果上半年从山区走就从沿海回来,下半年就从沿海开始走,再从山区回来,一去好几天,带着市委行署班子成员、财政等部门负责人一起去,访真贫、察实苦。遇到一些不能当场解决的问题,他就和涉及的几个部门说好,哪天、哪个时间,几个部门凑到一起,一次性现场办公,老百姓办事简便多了。他说过:“‘硬’的我们缺少些条件,可以多讲‘软’的,比如简化手续、改善服务质量,这些方面我们就很有一篇好文章可做。”

当然,他参加的其他一些下乡活动就更多了。在他的带领下,宁德干部深入基层已经成为一种传统。

再一个就是关于林业建设。周宁县有一个造林大户,早些年率先搞多种经营,针对林木生长期较长的问题,在树林间套种魔芋、马铃薯等作物,搞长中短结合,成效显著。习书记到当地了解情况以后,非常高兴,让这个造林大户直接到地区干部大会上作经验介绍,让大家都来学学他的创新精神。一时间,“农民给干部上课”在全省都留下美名。

习书记的大胆创新之处还不仅体现在此。有一次,时任省长王兆国同志来宁德调研,习书记向他汇报关于林业发展问题。当时造林大户要想扩大规模,就要向银行贷款,但没有可以抵押的资产,政府虽然想帮助农户,但又不能干涉银行的贷款政策,十分发愁。习书记就向王兆国同志提出一个思路:“我们能不能用活立木贷款?老百姓种的这些树虽然现在还没长成,但再过二三十年,就是参天大树,价值不菲,能不能就拿这个作为资产去贷款?”他讲的这番话我记得很牢。最终这个方法到底有没有采纳,我不得而知,但我能深切感受到他那种迫切想为老百姓做点事情的心情,能深切感受到他为了闽东发展大胆开拓新路的勇气和魄力。

第三个事情,是关于建数字基站。1989年夏天,邮电部准备在福建选址建机房,最初意向是建在南平,但也到宁德进行考察。习书记听到这个消息,认为宁德经济落后,通讯不能再落后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于是他决定找邮电部的同志好好谈一谈。当时,邮电部的同志住在邮政招待所,习书记早上早早起来,也没叫驾驶员,走路走了20多分钟才到。他到的时候,邮电部的同志还没起床,他也不急,就站在门口的操场上等。等到他们起来,洗漱完,出门一看,习书记已经等了那么久,非常感动,也非常佩服习书记的工作作风,所以在考察之初就对宁德留下很好印象。最终,经过多方努力,基站终于在宁德建成了。所以你看,我们宁德的区号是0593开头,仅排在福州、厦门之后,这也一直被我们宁德人当成一种骄傲。

还有一点,就是他对修志工作的关注。1989年8月,全地区召开地方志工作会,我去做新闻报道,他讲的很多话都令人印象深刻。他说:“你们做方志工作,很辛苦,一直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埋头文海,搞学究。但是,你们做这些事情起码还可以留下你们的芳名,是谁写的就会留下谁的名字。你们看,我的秘书、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这些领导起草报告或是讲话,最后落款写的都是我的名字,而不是他们的。从这个角度讲,你们做这件事情应该更有动力。”他还说,修志是一件“非常‘得志’的事情”,希望修志人员“刻苦学习,顽强工作,真正进入角色,钻进故纸堆,从浩瀚的档案资料中挖掘珍宝”。在他之前,从来没有哪一任领导像他这样重视地方志工作,都觉得边缘、觉得不重要,可他却发现宁德有搞地方志的传统,还主持专门工作会议并发表讲话,对这项工作作出具体指导,确实非常了不起。

习书记在干部工作上也有独到之处。他深刻认识到,闽东要发展,人才是决定因素。在他的影响下,闽东也确实出了一批优秀干部。他在位两年期间调整的县委班子成员,都称得上是历史上最精干的,工作上、作风上都很过硬。他用干部也很老到,既结合实际深思熟虑,又大胆起用新人,敢于做一些尝试。有的干部“其貌不扬”,习书记提出“放到基层去试试看”,结果一干工作,风生水起,就是他看中了这个人的潜力,通过大胆使用、强压担子,让人才迸发活力。他总说,当干部就要心正、气正,不能一想到提拔就想哪里有好肉,先啃下来再说。

采访组:您多年从事新闻工作,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对宁德的新闻工作提出过哪些发展思路、采取了哪些举措?

邢常葆:习书记对闽东的新闻事业发展非常重视,强调新闻工作要把握时代脉搏,要认识到当前形势所赋予我们的任务、职责。他提出要在闽东办一份报纸,建一个电视台。他让我了解一下办一个电视台需要多少钱,我找了一位懂技术的领导询问,电视采、编、播加上覆盖,可能要300多万元。对那时候的宁德来说,300多万元是天文数字。习书记对我说:“还是先办报纸,电视台的事你也再问问,能不能走‘捷径’,少花一点钱。”

就这样,1989年11月,《闽东报》先办起来了。其实宁德原来就有《闽东报》,“文化大革命”以后停刊了。习书记来了之后提出恢复,召集一些有经验的同志,再从各县临时抽一些新闻报道骨干,再请《福建日报》资深的同志把关,这样就把一个报社的架子搭起来了。当时的《闽东报》是小四开,还是个小报,习书记专门写了一个复刊词,当时在宁德引起很大反响。

宁德电视台是1990年12月办起来的,当时习书记已经调任福州市委书记。但他离开宁德之前特意开会,强调宁德电视台一定要办起来。他说:“闽东一定要加强对外宣传,如果只躲在这个山沟沟里,有多好的东西别人都不知道,人家只知道我们穷,只知道我们基础设施差,那还怎么引进项目?还怎么发展经济?”当时因为经费困难,按照他提出的“走捷径”的想法,我们只花了100多万元,暂时不做信号覆盖,节目做完了就送到宁德插转台,依靠福建省电视台的力量,等他们的新闻播完,再插播我们宁德的节目,每次10分钟左右。当时条件也很简陋,只有两三台设备、五六个人,每周做一两档节目,插播一次。后来才慢慢做小覆盖,再到现在,发展成为100多人的队伍,也实现了9个县区全覆盖。我还记得1998年筹建电视台大楼,2000年底习书记来宁德调研时得知我们资金缺口较大,专门批了150万元给我们,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习书记不仅关心新闻事业,而且懂新闻,对新闻工作者有很高的要求。他说过,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关系很密切。但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所以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那时候,他喜欢和新闻记者聊时事、谈看法,地委的各项工作会议活动,他都邀请各路记者去参加。我们这里有一些老记者,有时候有抵触情绪,因为当时新闻版面有限,有些活动参加了,也不一定能报道出来,大家比较为难。习书记打消了大家的顾虑。他说:“我叫大家来开会,不是一定要你搞报道,你们可以从这些会上了解到第一手资料,有的事可能刚刚有意向,刚刚起步,这时候你们不用报道,可以关注、追踪,再过几个月,‘火候’到了,来龙去脉你们都掌握了,相信就能写出厚重的稿子来。”那时候,除了研究人事问题的常委会,其他各类会议他都破格让记者参加,尤其是经济发展方面的决策性会议,都对记者敞开大门,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从这一点看,习书记考虑问题着眼长远,也有创新精神。记者们在他的鼓励和调动下,都很积极地在会议活动中选题,也能沉下心来写稿子,为闽东发展鼓与呼。他也从来不在记者面前摆官架子,不是说我是地委书记,你是记者,必须我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要你写什么就写什么。他真诚地和我们交朋友,还经常和我们讲:“你们新闻报道工作需要地委行署做什么,可以跟我说,我们全力支持!”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对闽东文化事业发展做了哪些工作?

邢常葆:习书记慧眼识珠,发现闽东文化特色非常突出,应该宣传和弘扬出来。他说,闽东具有红土地文化、畲族文化,还有很多好的民俗民风,还有山海的旅游资源,风光很美。但当时财政经费有限,他觉得要加大宣传,必须采取土洋结合的办法。他提出制作一部名叫《山海的交响》的电视音乐片,背景素材采用我和其他同志之前拍的一些风光片,比如太姥风光、鸳鸯溪风光等。音乐部分由彭丽媛老师邀请音乐家和歌唱家来作曲、演唱,这就叫“土洋结合”。当时我们自己的制作水平很有限,还要动员省台来参与制作。最后制作很成功,传播也很广泛,习书记很高兴,说这比我们自己嘴巴讲讲强多了,外界一看闽东是这样一块风水宝地,都会对这里产生兴趣。

采访组:听您这样介绍,习近平同志对宁德各项事业发展确实倾注了巨大的心血。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日常生活中他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

邢常葆:习书记在生活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过去我们地委大院的办公条件很艰苦,干打垒的石头房一到夏天就很闷热,干部开大会只有电扇,没有空调。习书记办公室里的窗式空调,开机以后像拖拉机一样突突地响。你们现在到地委大院去看,门口那条斜坡路都是水泥路吧?那是在习书记手上才修好的,以前就是一条破土路,旁边还有条水渠,又脏又臭。他来了之后组织机关干部义务劳动,把那条水渠盖起来,这条路才拓宽,好走很多。

当时彭老师没有跟在习书记身边,他每天下班吃完饭,就跟秘书还有班子里面的一些同志一起,在隔壁的军分区操场散步,然后回来,有会议就开会,有工作就继续工作,没有工作就回宿舍。他住的地方也很简单,屈指可数几件家具,看上去空荡荡的。厨房里装了一个液化气灶,但他从来都不用,不会给自己“开小灶”,都是彭老师来时才会炒几个菜。过去宁德也没什么酒店,就一个招待所,算是还有几个像样的饭菜,其他都是街边小炒。可这些地方,我都没见他去过。

他最喜欢看书,搬家到宁德来时就带了一大堆书。我们跟他出差的时候,经常一忙就忙到中午1点多,吃完饭就2点多,下午3点接着开会。就这么一点时间他也不放过,要到街上转一转,一转就转到新华书店,偶尔买一两本书。有时候看到一本书,连北京都买不到,就特别高兴。

我刚才讲,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很随和,接触时间长了,才感到这个人也非常沉稳,对自己、对身边人要求非常严格。他和秘书定好下乡的时间,说几点钟就是几点钟,如果晚了他就会批评秘书。在基层调研,他都是按惯例吃食堂、交伙食费,每次由秘书和当地结账,每半个月他再和秘书集中“结算”一次。下乡的伙食标准是早上1块、中午1块5、晚上1块5,一顿午饭基本就是吃碗面条,如果菜做多了,他不吃,还会提出批评,让他们拿下去。有一次我和他去屏南县调研,回来路过虎贝乡,在那里吃午饭。吃完饭,习书记的秘书照例去交伙食费,乡党委书记怎么也不肯收,我看他们来回推了好几次。临走时上车,习书记问秘书:“伙食费交了吗?”秘书说:“交了,但是他们不要。”习书记说:“那怎么行?赶快去交,还要让他开收据,不然口说无凭,有收据才证明人家真收了。”你看,他这人就是这么“较真儿”。

照这么算,习书记每月的工资是不够花的。当时他的收入只有170多块钱,这样一天4块花下来,一个月就是120块,他还要买书,还有其他开销。所以那时候彭老师也支援他。可就是这样,他也从不违背自己的原则,更不是做做样子就完了。

虽然他对自己很严格,但对宁德百姓总是一片赤诚。有一年冬天,一个畲族村发生泥石流,死了二三十个村民,经济损失也很重,我陪他一起去慰问。各项事情都安排好了,慰问礼物也都准备好了。这时候他突然发现,有个农民居然还在打赤脚,马上掏钱在村上给这个农民买了双鞋。那么多基层干部都没发现的细节,他却一眼就发现了,还立马采取行动,我相信老百姓对这样的领导干部,没有不佩服的。

还有下党乡党委书记杨奕周,我们都叫他老杨,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农民。可习书记跟他关系很好,后来到省里当省长还和他保持联系。那一年,老杨的孩子考大学没考上,就跑到福州习书记的家里去找他帮忙。他跟习书记说:“我小孩现在没书念了,你是省长,能不能帮我搞个名额?”习书记问清楚之后说:“高考是大事,也有严格规定,我不能一口答应你。我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再给你答复。今天别走了,就住我家里。”其实,老杨从基层来,习书记完全可以让秘书给他安排一个宾馆,但他没有,他觉得这是私事,私事私办,公事公办。虽然他没有答应老杨的私托,但还是拿老杨当亲人看待,这说明习书记这个人,既讲原则,又重感情。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总是亲切地叫您“阿葆”,您和他之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邢常葆:习书记来之前,我就有一部上海牌的二手车,还是从胡平省长那儿“讨”来的。因为我做电视记者,又要扛摄像机,又要背充电器,还要带灯光,每次下乡都得买好几个位置的车票,非常不方便。胡平省长认识我,就给我拨了一辆车,方便我跑新闻。宁德交通状况不好,我又经常下乡,车子颠来颠去的,没几年就坏了。习书记来了以后,我就找到他,希望能给我解决一下交通工具。习书记马上找来常务副专员问财政上还有没有钱,副专员说上半年的钱都安排出去了,下半年的钱还没动。习书记就讲了我的特殊情况,请他解决一点经费。习书记说:“新闻工作讲究时效问题,而且搞电视采访的不像文字记者,要带着一堆机器,没车不方便,咱们还是想想办法支持一下。”最后,行署花8万多块钱给我买了一部新的上海牌汽车,还带空调,这可真是解决了我的一大难题。

有一年初春,我陪习书记去福鼎县调研,住在当地的招待所。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发现他穿的涤卡中山装的手肘位置破了,长长短短的线头都露出来,像胡须一样。我跟他说:“书记,你这衣服都破得不像样了。”他低头一看,还真是,看来是破了好久了,另一边同样位置也一样,只不过没有那么严重。我说:“我给你处理一下吧。”当时手边也没有针线,没有剪刀,我灵机一动,说:“你信得过我的话,我用打火机给你烧一下。”他很痛快地答应了,抬起胳膊让我烧。我一打火,点着线头儿的尾部,刚冒点火苗我就赶快闭火儿,线头顺着余火,很快就烧没了。他一看,很满意。虽然这样不能治本,但只要不细看,乍看上去还是好多了。我心想,习书记对群众打赤脚都观察得那么仔细,可自己的衣服破了那么久都没注意,可见他是把全部心思都放在群众身上了。

他对闽东这片土地和闽东人民的感情太深了。他知道我以前拍过很多纪录片、汇报片,都是以闽东贫困面貌为主题的,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他让我把这些录像带拿给他,带回北京,给家人看,给朋友看,给一些国家部委的同志看,希望他们能够为闽东的发展提供一些机会。他家里人看了之后都掉眼泪,觉得闽东这个地方太穷了,也都非常理解习书记想帮助闽东摆脱贫困的迫切愿望。

采访组:听说习近平同志的家人和您也很熟悉,也对您有过帮助。请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邢常葆:习书记比我大两岁,在我眼里,他就像个老大哥,我有什么心事都愿意和他讲。我刚才讲到,1998年,我们宁德电视台大楼开始动工,这个项目是在我手上做的,我直接管基建。那时候,大楼选址的位置是一片滩涂,一打桩就像打在蛋糕上,为了能把楼建好,我没少花心血。可没想到,有人告我,说我拿工程款、吃回扣,我又生气,又委屈,就和他诉苦。习书记听了,就对我说:“身正不怕影子歪,我们都理解你。你可以请组织、请纪委出面调查,查清楚你就没事了。”我对他说:“你连下乡调研都主动交伙食费,我们这些做下属的受你影响,怎么能不自觉自律呢。况且,我要是真为了一点利益就贪污受贿,你也瞧不起我了。”

习书记和彭老师他们一家都是非常谦虚、低调的人,待我好像家人一样。习书记在宁德期间,彭老师来的次数不多,因为他们各有各的事业,各有各的任务。有时她演出经过福建,就空出两天到宁德来。习书记从来没有派车去接过,她都是搭便车过来。有一次我开车去福州送片,正赶上彭老师坐火车到福州,我就去接她。那天接上她已经中午一点钟了,我说:“彭老师,我们去吃个便饭吧。”她说:“不用了,我在火车上简单吃了一些,直接回去就行。”我知道,她这么说是怕我花钱。我只好买点面包、矿泉水给她垫垫肚子,开着车直接回宁德了。

彭老师在宁德的时候都是自己买菜,自己烧饭,给习书记改善伙食,也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我们在一起做饭是这样子的:习书记负责包饺子,彭老师烧清蒸鱼,是她在广东出差时学的手艺。我负责个别不好处理的海鲜,比如我们福建有道特色菜是爆炒章鱼,章鱼要洗得很干净,刀功也有讲究。所以我们各显神通,有多少本事就使多少本事,谁会做什么就干什么,氛围非常融洽。

彭老师人好,心也很细。有一年,习书记已经到福州工作,他们一家在福州过年。我正好到福州办事,就去拜访他们。彭老师见我来了,很高兴地说:“阿葆,我记得你家小孩是属狗的,我给她做了一双鞋,小礼物,你收下。”我一看,鞋子上面绣着两只小狗,特别可爱。然后,彭老师就用塑料袋给我装起来,放在我包里。回家后,我女儿打开一看,非常喜欢。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在我和家人看来却非常温暖。在我们眼中,他们都是不平凡的人,可他们却以平凡、朴素的心对待我们,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实在太感动了。

采访组:后来,习近平同志也曾多次回到宁德,他和您见面期间对闽东的发展还讲过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话?

邢常葆:其实,习书记在宁德工作只有1年11个月,可他离开宁德之后,在福州市、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又先后来过17次,以各种方式帮助宁德发展,比如要福州与宁德联谊,搞帮扶政策;介绍企业来宁德考察,搞对接项目,等等。他情系闽东,虽然知道闽东不可能马上富起来,但他时刻都在开动脑筋,以“滴水穿石”的精神和韧劲,努力把闽东的资源发挥出来,潜力激发出来。他多次讲过“闽东不富,天理难容”,表达了他对闽东强烈的感情。现在,很多领导干部翻开《摆脱贫困》那本书,看到他30年前讲的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路与方法,都由衷地为他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大胆创新的勇气魄力而心生敬佩。

2010年,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习书记回到宁德,就下榻在这个三都澳迎宾馆。我在那里见到他,他还是老样子,没有官架子,和我拉着家常。我用手指着窗外的一片地对他说:“你还记得这片地方吗?当初我们挑化肥上山去劳动,就是这里。”他看到原先的一片荒地,现在已是高楼拔起,非常高兴,对我说:“‘滴水穿石’可不是老牛拉破车啊,能看到宁德发生这么大变化,是领导干部带着群众一任接着一任干出来的。但是宁德跟发达的地方比还是距离很大,所以还得继续花气力认真地去做。”

我知道他的话是由衷的。我们还要跟着他,撸起袖子加油干下去。

(转载自2019年6月21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宁德(十五):“习书记指导古田县搞好产业发展”

即时 | 2020-12-18 07:28

针对古田县情,习书记提出要从库区工作的角度谋划发展定位,发展山区经济要坚持因地制宜、综合开发,要把新老库区的工作装到一个盘子里考虑,新老库区一起开发。习书记还对我们说,搞好库区工作,特别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群众提出来的问题不要怕,不要回避,一定要深入到基层去发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你越是害怕困难、回避困难,困难就越多,群众意见就越大”。

采访对象:

蔡天初,1943年12月生,福建福州人。1987年至1993年任宁德古田县委书记,后历任福建省教委副书记兼副主任,省体育局党委书记兼局长,省政协提案委副主任。2009年退休。

采访组:蔡局长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担任地委书记时,您是古田县委书记。请您谈谈第一次和他接触时的情形。

蔡天初:好的。第一次见到习书记,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对古田县非常关心,高度重视库区工作。我先讲讲当时古田县的基本情况吧。古田县是福建一个非常特殊的县,“库区”是古田县最大的县情,库区建设和移民工作是古田县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工作。20世纪50年代,国家“一五”计划将古田溪水电站列为全国第101个重点建设工程。1958年,库区建成,淹没了一座千年古城和4万多亩良田,形成水域面积37平方公里和大小岛屿36个,4万多搬迁移民需要安置。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当时全县包括扶持资金在内的各项补偿资金不足5000万元。又恰逢“大跃进”运动,提出了“三年搬迁任务,一年完成”的口号。移民搬迁,采取“先后靠、后外迁,先本区、后外区,先本县、后外县”的政策,造成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现在的古田县城就是1959年在人工湖旁边建起来的“新城”,到2019年正好60年。所以我们常说,古田县既是一个千年“古”县,又是一个甲子“新”县。

第一次搬迁30年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国家“七五”计划提出要建设水口电站。1989年,古田县又面临第二次库区移民,涉及两个条件较好的临江乡镇黄田镇和水口镇,需要移民2万多人。两次水电站建设,古田县累计移民和需要移民6.3万人,淹没村庄69个。第一次搬迁遗留的问题还没有全部妥善解决,又面临着建设水口电站新的搬迁移民任务,工作压力特别大。

习书记到宁德上任不到1个月,也就是1988年7月2日,他第一次到古田县调研。这也是他上任后到基层走访调研的第一站。

在得到习书记要来古田县的消息以后,我和班子成员都感到十分兴奋和激动,同时也有些紧张。激动的是习书记第一站就到古田县来,说明他对古田县的工作十分重视。紧张的是我1987年8月才从福安县委副书记任上调到古田县担任县委书记的,担心吃不透县情,汇报不好,心里十分忐忑。于是,我马上召集班子成员开会,就“如何汇报、汇报什么”征求大家意见,并准备了一份汇报提纲。

我是在汇报会上第一次见到习书记的。没想到一开场,习书记跟大家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这个古田是闽东宁德的‘古田县’,不是闽西龙岩上杭县的‘古田镇’,普通话要是发音不准,还会把‘莆田’和‘古田’混在一起。我这次来古田县,是‘看准了’才来的。”听了习书记的开场白,在场的干部都笑了起来,感到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我紧张的心情也很快平静了下来。我原本准备向习书记逐一汇报古田县的各项基本情况,没想到习书记紧接着就说:“我知道古田有一座很大的梯级水电站,是一个库区大县,现在库区移民的生活、生产情况怎么样?”习书记短短几句话,就直奔主题,讲到他关心关注的古田县的重点。

听习书记这么一说,我便抛开汇报提纲,如实汇报了库区移民存在的三个遗留问题:一是沿库后靠定居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出路问题;二是县城城关的市政建设和社会配套服务问题;三是各类移民房屋和土地的补偿问题。习书记听了以后说,民有所呼,官必有所应。我们要正视困难,不要回避问题,新官要理旧账,干部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要敢于担当,发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班子成员更要拧成一股绳,团结带领干部群众,把一个一个问题都解决好。习书记的这番话给了我们很大信心和鼓励,他心里时时刻刻挂念着群众、关心着群众,还关注着干部队伍的思想情绪,让我们感到特别温暖。

汇报结束后,原本我们向古田溪水电站借了一艘大船,想请习书记上船沿湖转一转。习书记说,乘船游湖就不去了,我们还是到基层、到库区走一走。说完就让我带队到安置搬迁移民的黄田新镇去视察工程施工情况。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后来还曾再到古田县调研走访,请谈谈他对古田县的建设和发展还提出了哪些要求和设想。

蔡天初:我记得习书记一共来过古田县3次,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一次,第二次是1989年7月10日。当时,建设水口电站形成的库区淹没了闽侯县、闽清县、古田县和南平市的部分村镇。时任省委书记陈光毅和省长王兆国带领省直机关有关厅局负责同志共40多人,沿途视察水口电站的建设和库区移民情况。到古田县库区时,习书记和行署专员陈增光陪同视察。

第三次是在1989年8月,习书记来古田县开展专题现场办公,专题调研古田县应该如何搞好食用菌产业发展。习书记专程前往食用菌新品种生产基地,从装料、杀菌到接种、培养,每个流程都仔细察看,详细了解食用菌新品种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等情况。习书记3次到古田县视察工作,提出了很多先进发展理念,作出了很多重要指示,很多都是我第一次听到,让我印象极为深刻。

习书记说:“古田县不要把库区工作看成难事,只看到困难重重,更要看到并发挥库区本身的优势。”他指出:“古田县发展山区经济要坚持因地制宜、综合开发的方针,要把新老库区的工作装到一个盘子里考虑,新老库区一起开发,通过改善移民安置区的生产资源条件、基础设施条件,扶持移民发展生产,使其形成良性循环,具备自我发展的条件,将重点工作放在发展生产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从库区工作的角度来谋划古田县发展定位,而“新老库区”这个概念也是由他第一次提出来。习书记站在全局高度来概括古田县的经济发展,给我们指明了方向,给了我们很大启迪:不是说搞水口电站淹没了两个村镇,我们就只考虑把这两个村镇建设好,而是其他事情也要一并考虑进来,新老问题都要解决、一起解决。

习书记还对我们说,搞好库区工作,特别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群众提出来的问题不要怕,不要回避,一定要深入基层去发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你越是害怕困难、回避困难,困难就越多,群众意见就越大”。他指出,抓好移民新村安置问题,必须坚持“三靠”:一靠政策,做库区工作不能离开国家出台的相关规定、条例和文件,而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二靠党员,要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干部的骨干作用,不能只靠县委书记一个人、只靠领导班子几个人,要把广大党员干部动员起来。三靠群众,要走群众路线,坚持库区事务公平、公正、公开,民主决策。后来,我们按照习书记的指示要求,专门开展县领导驻乡信访接待活动。1989年6月15日,首次县乡两级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在凤都、凤埔两乡进行,有数百名群众前来上访,县里通过信访接待,了解了情况,解决了问题。我们组织骨干力量,组成援库工作队下基层,还组织县直机关各口包村工作队下乡入户,对群众关心的重大利益问题,采取公开公平公正的方法研究解决,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1989年8月16日,我们在黄田镇尝试用抽签方式分配宅基地,一块宅基地规划好以后张榜公布,进行两轮抽签,第一轮抽序号,第二轮按序号抽宅基地,杜绝了“打招呼”“递条子”“走后门”的现象,避免了很多矛盾和纠纷,得到群众欢迎和好评,取得了很好效果。此后,包括“安置选址”“三通一平”以及各项补贴发放也都坚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处理。习书记提出的“三靠”工作法,让我们尝到了甜头。

谈到发展古田县经济,习书记说,要搞好综合性立体开发,搞以种养为主的开发性生产。“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古田县,耕地资源匮乏,是个名副其实的山区农业大县。习书记分析了古田的粮食、食用菌、水果等农业产业优势,侨台优势,文化优势,以及潜在的旅游等优势后,他指出,古田县山区多是劣势,也是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要扬长避短,尽其所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山区特色农业和加工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才能更好地推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更快实现脱贫致富。在召开全县库区开发性生产工作会议上,县委落实习书记指示,提出搞好“四个开发”,即“山上开发、田园开发、庭院开发、科技开发”。除了抓好庭院食用菌生产和3000亩“造田计划”外,还根据古田水域面积大的特点,做好“库湾养鱼、池塘养鱼、网箱养鱼”工作。为了落实好开发性生产,县里组织建设食用菌专用房、种植古田特色的绿麻竹、搞湖面库湾网箱养鱼、扩建食用菌农贸市场、开山种果办果场等。如今,古田淡水鱼的养殖已获得省授予的无公害产品标志证书;山地果树开发项目,在库区建设了几个万亩水果基地,甜橙、水蜜桃、油奈、柿子、杨梅五大品种成了古田县的品牌水果;古田的油奈还被引入省“星火计划”发展项目,等等。

习书记到库区黄田、水口新镇调研时,还提出发展库区经济要因地制宜。水口新镇原计划迁至朝天桥,后选址在象鼻山和西瓜洲一带。在夏季,仰仗大山深处独特的气候和地理条件,闽江水面上雾气升腾、高洁而优雅,水流又在弯口村360度神奇“调头”,宛如一幅风韵别具的水墨画卷,悠然神秘。习书记见到这样的景象以后赞不绝口,说水口真是一个好地方,水库可以防洪、发电、灌溉、供水、水产养殖,也可以搞旅游开发、建立摄影基地等,发挥综合效益。他还说,要巩固传统优势,扩大现有优势,发挥潜在优势。言下之意,就是传统优势、现有优势、潜在优势,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能丢,要统筹兼顾、齐头并进。习书记对古田情况十分了解,他还给我们出主意,结合黄田镇和水口镇历史上是“铁路、公路、水路交通枢纽”的特点,发展“水陆运输、中转搬运、养殖捕捞、饮食服务”和“食用菌产业”相结合,多管齐下,多轮驱动,把各行各业都带动起来。

习书记还对县委工作和县委书记工作提了明确要求。他在一次谈话时说,对于一个县来说,不要随随便便就提什么国际发展战略,要建设什么一流大都市,还是要踏踏实实做好基层工作,不要空谈战略规划。习书记告诫我们,做事一定要务实,反对空喊口号。习书记还要求我们县委书记要有全局观念,要严格要求自己。他说,县委书记身边常常前呼后拥,大家都跟着你干,责任非常重大,一定要有全局观念,要严格要求自己,要到基层去。特别是在闽东宁德这样的贫困地区,主要的工作就在基层,就在农村,要常到基层去走一走看一看,才能解决问题。当时,由于库区淹没了大量土地,堤坝的地基都是新的,针对这个情况,习书记提出了“三防”,即防洪涝、防崩塌、防事故。他说,库区工作就是要务实,要到基层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是要修多宽的马路,建多漂亮的房子,钱不能花在表面文章上面。目前看来,最重要的还是要把钱花在“三防”上面,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降低群众生产生活的风险。

采访组:菌菇种植是古田县的支柱产业,习近平同志当时对这一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哪些工作思路和明确要求?

蔡天初:古田县原本耕地条件有限,又由于水电站建设淹没了大量土地,耕地面积更加不足,群众为了生存,就开始搞食用菌生产。当时,我们古田县在白木耳(即银耳)的人工栽培上取得了突破,又在香菇产业上取得了进展。靠着食用菌产业,古田县库区移民的生计有了保障,心也渐渐安定了下来。习书记非常支持古田县发展食用菌产业,他说,库区工作遇到这么多困难,就是要有开拓创新精神才能解决群众面临的问题,才能稳定群众的思想。

然而,人工栽培食用菌要利用阔叶林做原料,在当时也有人反对我们,认为这样破坏了环境。习书记对古田县食用菌生产中产生的“菇林矛盾”十分关心,因为他一直十分重视环境和生态保护。他指出,食用菌促进了闽东的经济发展,但必须处理好食用菌和其他产业的关系,特别是和林业的关系。食用菌发展比较快的地方,可以搞林菌挂钩。于是,我们尝试着用新疆的棉籽壳来代替木材,还充分利用秸秆类、果树枝丫类、木材加工厂的下脚料、麦麸等进行人工种植,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样既充分利用了土地,减少了树木的砍伐,又缩短时间,还提高了产量和产值。习书记非常支持这些做法,他肯定食用菌生产是古田县一个很重要的产业,要大力推动。随后,古田县的食用菌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就是习书记非常重视食用菌生产的科研。他说,要先掌握好食用菌生产技术,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才能够占领市场。我们要开展好国有的科研,民间的科研也要大力支持。为落实好习书记的指示,我们下大力气组织县科委、科协搞食用菌生产研究,特别是鼓励民间成立食用菌研究所,攻克人工栽培的难关。通过这些举措,在菇棚的搭建、菇段的排放、菌种的生产、新品种的开发等方面,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很大突破。后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古田县的食用菌产量这么高,全世界的白木耳基本上都是古田县产的,还有很多人慕名前来参观学习白木耳生产技术。我告诉他们,在我们古田县,光是研究食用菌生产的民间机构就有30多家,他们不断开发、不断研究,1989年10月成立了县竹荪技术研究会,不光成功研发出人工栽培的食用菌第三代新品种“竹荪”等,还先后研究出茶树菇、蘑菇、黑木耳、姬松茸、猴头菇、草菇、金针菇等60多个品种的人工栽培方法。我们的民间科研力量这么强大,首先要感谢习书记,这正是他对民间科研大力支持的结果。水口镇朝天桥村是经历过3次移民的特殊村,全村90%以上家庭种银耳,光这一项收入每年人均增收2000元以上,从“上访村”变成小康村。黄田镇双坑村,是全移民新村,县农技人员带技术下村,帮助群众种绿麻竹,这项种植人均年收入超过1000元。习书记后来总结说,古田县的群众探索出了一套工厂化栽培食用菌的生产技术,形成了一个个专业村,这是古田县人民的创造和发明,是一项重大科技成果,一定要进一步推广和发展,其他山区县也可以学习古田种菇和经济作物的经验。

1989年8月底,习书记打破常规,召集地委、行署班子成员和9个县委书记专门到屏南偏远的大山里举办一期读书班。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县委书记谈发展一县一品”。我汇报了菇棚升级改造问题,也就是用先进实用技术提升食用菌生产方式,拓展食用菌产业发展。记得习书记听完汇报,肯定了古田食用菌产业发展壮大取得的成绩,还对市场作了一番精辟的论述:“要用智启动市场、用力拉动市场、用情激活市场、用品征服市场。”后来我们就按这个指导思想来开拓食用菌市场。1989年10月,在开发区兴建古田县食用菌市场,周边安排60多家配套行业,还设立展览厅和业务洽谈室等服务设施,成为国内第一个食用菌市场,日客流量千人,成交量20多吨。乡镇也相继建了16个食用菌专业市场。

习书记在总结古田食用菌产业发展时指出,古田县坚持一县一品,以食用菌特色产业带动县域经济发展,路子对、效果好。要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扩大宣传推广、创新营销手段、形成特色品牌;要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拓展物流、包装等上下游产业;要注重产学研对接,做好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要提高产业组织化程度,努力推动食用菌产业做大做强做出特色。在习书记的支持和指导下,我们动员移民家家户户种植食用菌,既抓安居,又抓乐业,走“食用菌开发的路子”。在当时,就实现了全县年种植食用菌11亿袋、产值60亿元,有20多万农民从事食用菌相关产业。古田县也逐渐成为“中国食用菌之都”,古田也有了“四个乡”的美名:“水电之乡”“食用菌之乡”“华侨之乡”“文化之乡”。现在,古田县的食用菌产业,特别是人工栽培银耳,占据了全国95%、全世界90%的市场份额,对于古田这样一个库区移民县来说,这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都得益于当年习书记对食用菌产业的支持和指导。

关于搞好综合性开发,习书记还讲,要敢走出家门,去外面闯天下。那时候海南刚刚建省开始搞开发,古田县当地有一个农民叫张钦灿,他想组织一批古田人去海南岛种植食用菌,问我能不能去。我把这事情向习书记作了汇报,习书记说,要鼓励大家走出家门,出去闯天下。1989年,这个人就去了海南种植香菇、白木耳等食用菌。现在他已经在三亚建设了一个综合性农场,还种芒果、香蕉、菠萝等,有5000多古田人在那里创业。他还成了海南省的劳动模范,企业也被评为海南省先进典型。现在,古田县大约有3万多人在外从事食用菌产业的营销相关工作。

记得习书记第三次来古田县现场办公的时候还指出,只搞农业食用菌生产还不够,还要搞更多的开发性生产型工业建设项目。1990年1月6日,按照他的指示,我们在黄田镇烟台岗兴办古田抗生素厂,于1992年6月30日投产,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习书记还非常关心古田县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先进典型。我们有一个专门搞菌菇栽培研究的技术能手叫彭兆旺,被称为“袋料菌棒栽培香菇”技术创始人,研究出人工栽培菌菇技术,并无偿提供给广大农户。这项技术使香菇生产周期从2至4年缩短为8个月左右,成本降低50%~60%,产量提高5至6倍,使得古田县的食用菌产业一举超过日本。日本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说在日本生产食用菌又是盖房子,又是装空调,还要用计算机控制温度和湿度,而你们古田县就在田里面盖一个草棚,就能够生产出食用菌来,真让人感到非常惊讶。彭兆旺为了研究人工栽培食用菌技术,花了8年时间到四川成都附近的菇林去研究食用菌的生长。后来有一天,他在闽江边看到有一个菇菌掉到水里泡了以后,长出菇来。他茅塞顿开,原来人工栽培菇菌要在适当的时候用水泡一下再拿出来,由此他攻克了人工栽培食用菌的技术难关。习书记担任宁德地委书记和福建省委副书记期间,曾两次专程到彭兆旺的生产基地视察菌菇生产情况,对他开展的食用菌生产科研十分支持,鼓励他“让山区农民摆脱贫困,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彭兆旺在上海成立了菌棒制作基地,国内完成80%的工作量后直接出口。他们出口的香菇、白木耳都不采摘,直接装运,因为轮船航行还需很长时间,这样菌菇可以在船上继续生长,等到岸以后直接采摘上货架,这样不仅更加新鲜,还节约了生产时间和成本,开创了“移动农业”的先河,大大提高了效益,为世界食用菌生产技术发展作出了贡献。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蔡天初:习书记在宁德期间提出了“滴水穿石”“弱鸟先飞”“四下基层”等几个十分重要的思想理念,可以说是“让人震撼”“耳目一新”。关于“滴水穿石”,习书记指出要“根本改变贫困、落后面貌,需广大人民群众发扬‘滴水穿石’般的韧劲和默默奉献的艰苦创业精神,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关于“弱鸟先飞”,习书记说“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我们的群众都要来一个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四面八方去讲一讲‘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的辩证法”。“四下基层”,即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当时在宁德干部队伍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任干给一任看”。习书记把这句话改成了“一任接着一任干,任任干给群众看”。

习书记很看重党员干部作风问题,在宁德狠抓反腐倡廉,对干部的要求相当严格。当时地委发了许多文件,要求整顿作风,以严肃态度清理干部违规建房。当时古田体育场四周有不少违法违规建房,群众反映强烈,占地盖房的很多领导干部都是本地人,甚至个别县领导也包括在内,中间关系网非常复杂,拆除的阻力也很大。我向习书记汇报了此事,习书记说,反腐倡廉没有死角,要惩治腐败,就要抓到位。这番话让我们感受到了他抓廉政建设的意志和决心。习书记告诉我们,不要有顾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有了习书记做后盾,我们一口气把所有违规建设的住房全部拆除掉了。

习书记爱读书、爱思考,特别爱看县志。记得他第二次到古田调研时,晚饭后,他问我,能不能找一本《古田县志》,他想读一读。我当时也不太清楚,就嘱咐县委办公室的同志去找一本《古田县志》。过了一会儿,办公室同志拿来一本民国时期出版的县志,我当时就觉得,习书记交代的这个任务应该是完成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习书记对我说,“古田县志有3种版本,一本是民国的,一本是清乾隆年间的,一本是明朝万历年间的”。我当时就愣住了,我在古田县当县委书记,都不知道这些。这说明他看书不只是看个大概,而是看得很深入。他还告诫我,要多看看县志,能从一个侧面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变迁,对工作会有很大帮助。他说现在的县志都是表格资料性质的,不像过去主要是记载事件和历史,所以过去的县志和现在的县志都要看。事后,我专门去了县档案馆和图书馆找了几种不同版本的县志,认真学习,收获很大。

习书记还很善于思考总结经验,他不仅自己总结,还支持鼓励广大干部群众一起思考总结经验。习书记在宁德期间总结自己平时工作中的思考和经验,写了《摆脱贫困》这本书。1989年9月5日,在为《闽东四十年1949—1989》作的序言中,他写到:“我相信,这本小册子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再立新功。”1989年12月28日,他为“1990年中共宁德地委工作会议典型材料汇编”《滴水集》写了序言,他写到:“《滴水集》的汇编,旨在讴歌时代精神,弘扬社会正气,通过英模人物和先进集体的典型示范作用,将艰苦创业的精神发扬光大,成为推动闽东各项工作的巨大力量。”《滴水集》中很多详实的具体做法、例子,成为各地学习推广的良好典型。比如,古田县瑞岩小学校长苏玉桂适应山区艰苦办学环境、创新探索教学方法的典型经验得到推广后,原本教育不算拔尖的古田县,第二年升学指标排到了全地区第一。

习书记很爱游泳。他曾对我说,在工作忙时通过游泳消除疲劳是个好办法。他还开玩笑地说:“游泳要赤脚,可以更接地气。”他在古田调研时,晚上就约我一起到游泳馆游泳,每次都能一口气游3000米。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工作以后,和您还有哪些接触和联系?

蔡天初:习书记1990年5月调到福州担任市委书记,我还继续在古田县工作,我们的联系相对就少了。有一次,我去福州看望一位老同志,没想到竟然与习书记在楼道里迎面相遇,更没想到他和秘书手里竟然各抱着一箱快熟面(方便面)。见到我这个老部下,习书记很高兴地腾出手来与我握了握,我问他,你怎么去买这么多快熟面?他的秘书说,习书记工作很忙,经常错过饭点,就一个人在家吃快熟面。我当时听了很感动。

还有一次,省里召开省委扩大会,在会议休息期间,我正巧遇到习书记。想不到,习书记还惦念着古田县的经济发展,他对我说:“古田食用菌产业是个大文章,古田要好好总结经验。”我心里十分感动,牢记习书记嘱托,回去以后,写了好几篇文章发表在《福建日报》上,宣传推广古田县食用菌产业发展的经验。

后来,习书记到省里工作,我1992年底调到了省体育局,又在工作上得到他的指导,筹建体育馆和游泳跳水馆;看望一线运动队的运动员、教练员;到贵安、集美、漳州、东山体育运动训练基地视察工作。习书记还多次就如何发展福建的体育事业与我谈心。他曾跟我讲,你以前在古田县当县委书记,是一项综合性工作,你现在搞体育,不要以为是一个单项工作,这也是一个综合性工作。他说,不管你干什么工作,都要学会“弹钢琴”,十个指头要协调好,要有全局观念。体育不仅仅有竞技体育,还有全民健身运动,还有体育产业,还要搞好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这四个部分的内容都要抓,缺一不可。习书记提的这几点指示非常深刻,为我搞好体育工作指明了方向。他还说,落实好“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搞体育不要只看到金牌,只抓金牌,也要注重全民健身,要把全民健身列入省政府每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中,要为群众提供公共健身场所,提高人均活动场所面积,提高体育活动人口数量。后来,我们就在全省搞了一个“全民健身路径”工程。完成后,我写了一封信向习书记汇报,告诉他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全民健身路径”的建设情况,希望他抽空过来看一看。习书记很高兴并给我回信,说他一定来看。记得是在2000年10月中旬,那天他早上6点多钟就前来视察。他说,要看就早点来,看一看群众晨练的情况。他看了我们在闽江边搞的这条“全民健身路径”后很高兴,特意在那里坐了一会儿,亲自上前去摇了摇健身器材,还走到篮球场投了个篮,没想到球直接进了。我现在都还记得非常清楚,他进球后说了很有意思的一句话:“看准了就要投”,现在看来,简简单单一句话很具深意。

习书记还提出,教练员、运动员要注重学习,要多看书、看报,他对加强教练员、运动员思想政治和文化教育这项工作非常重视。按照他的指示,体育局于2003年筹建集培养竞技体育专业人才和社会体育管理服务人才为一体的福建省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为了加强体育运动项目管理,福建省计划成立10个“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我向习书记汇报了这件事情,得到他的支持,在省委常委会上顺利通过。福建的这种做法很快在全国得到推广,在国家体育总局和各省都成立了各级“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当时,我还邀请习书记担任“福建省技巧、体操协会名誉会长”,没想到他欣然答应。后来,我请他来参加省武术协会换届大会,他不仅出席,还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他对武术也很有兴趣,武术文化是我们国家代代相传的国宝。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蹦床运动也是在习书记支持下发展起来的。记得有一年春节前后,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同志来福建慰问,他说他去国外考察时,发现了一种蹦床运动,但我们国家还没有引进。他认为福建人瘦小、灵活,开展这个项目很有优势。我和省体操技巧运动管理中心负责人杜辉雄教练向习书记汇报以后,他当即就表态全力支持。于是,福建省成立了全国第一支蹦床队。后来,福建省的蹦床选手多次在国际大赛上为国争光。

习书记离开福建以后,工作更加繁忙,我们联系更少了。2010年,他和彭丽媛老师一同回到福建,专门找我们这些和他共过事的老同志一起见面,还拍了照片。记得当时省委书记孙春兰同志准备向他介绍我们,没想到他说,“你不用介绍了,我比你对他们更熟悉。”我们感到,他还是当年那个平易近人的习书记。

今天你们采访我,让我再一次回顾了30年前的点点滴滴,感到就好像又回到了当年与习书记一同工作的年代。可以说,他的思想方法、工作思路、作风谈吐都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让我受益终身。真希望他还能再到古田县看看,到宁德看看,看看30年后的今天福建农村发展的新面貌。

(转载自2019年7月3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宁德(十四):“跟着习书记干工作有动力有干劲”

即时 | 2020-12-15 07:29

过去大家有一种观念,闽东穷又缺干部,必须把干部留下来。但习书记却主张把干部输送出去,通过多岗位历练,培养和锤炼干部,他们不仅能为闽东未来的发展助力,更能在更多领域发挥才智。而且这样一来,本地的干部也能一批接着一批地脱颖而出,成长成才。现在看来,他这种干部队伍建设思想是极有远见的。

采访对象:

杨有志,1942年10月生,福建漳浦人。1984年任宁德地区霞浦县委书记。1993年后任行署副专员,福建省海洋渔业厅副厅长、厅长。2009年退休。

采访组:杨厅长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宁德任职期间,您曾在福鼎县担任主要领导。请您谈谈在他领导下工作的感受。

杨有志: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对福建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人,我敬佩的有两位。一位是时任省委书记项南同志,他拉开了福建改革开放的序幕,对福建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位是习书记,他以亲善、和谐、真诚的形象深入人心。他当时刚刚30多岁,却沉稳成熟,扛起闽东摆脱贫困的重任,脚踏实地搞调研,深入基层接触群众,表现出赤诚的为民情怀。他在宁德主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给宁德的干部群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习书记具有极强的科学决策能力。我们福鼎这个地方,地处宁德最北端,与浙江的温州市接壤,是福建省3个重要的省边界窗口之一,另外两个是南平市浦城县,靠近浙江西部;漳州市诏安县,靠近广东汕头。虽说是接壤,但经济发展水平却和温州相差很大。那时候,温州改革开放势头很猛,乡镇企业发展很快,到处生机勃勃。习书记到福鼎调研后对我们讲,福鼎要主动靠向温州,搞活边贸,通过边贸脱贫致富。他让我们主动去温州学习取经,认真研究如何“引进来”“走出去”。

根据习书记的指示,我们主动对接温州,用温州经济发展的动力来带动福鼎的发展。“引进来”,主要是引进企业和物资;“走出去”,主要是把我们福建生产的物资销往浙江。同时,我们还发挥福鼎“不夜城”的优势,积极发展餐饮业、太姥山旅游、旅馆业,吸引浙江温州、苍南人来这里游玩消费。到1990年左右,边贸发展拓展了将近1个亿,两三年就翻到5个亿,福鼎的经济迈上新台阶。这充分证明了习书记的英明决策给福鼎带来了发展的春天。

除了搞活边贸,他还要求我们振兴福鼎的工业。福鼎以前二轻工业基础不错,但后来逐渐走了下坡。习书记经过调研,认为福鼎应该把轻工业振兴起来。县里根据他的指示抓紧研究,专门成立了振兴领导小组,提出重振二轻工业雄风,对各个厂、各个系统进行分析,向省、地两级汇报扩大规模、提高质量、拓展销路的方案。我们采取措施,充分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采取工业农业两轮并转的方式,发展了啤酒厂、农机厂、味精厂、液化气厂、农药厂、汽车配件厂等。现在福鼎的工业发展势头很好,在整个宁德也是重要的工业区之一。

众所周知,宁德交通很不发达,当时浙江在修杭州到温州的铁路。习书记就想,应该把宁德到温州的铁路也修起来,这样宁德就“活”起来了。他交代我去邀请温州市委书记刘锡荣到宁德来,他们两人专门在福鼎开了会,商讨怎样把这条铁路打通。商谈结果是,温州负责把铁路修到温宁边界,宁德负责修建自己境内的这一段。虽然这条线路还没开工,习书记就调到福州去了,但后任领导接过了习书记手中的接力棒,一任接着一任地沿着他的计划实施。2005年温福铁路动工,2009年6月30日通车,宁德地区不仅有高速公路还有高铁,连接了福鼎、霞浦、福安、蕉城,最终给宁德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兴旺和福祉。

第二个方面,习书记有很强的魄力和领导能力。1989年,全国各地掀起学潮风波,宁德地区也未幸免。当时,有一批温州的中学生搞“串联”,准备从福鼎入境福建,汽车上都刷着刺眼的标语,情势特别紧张。我当时感受到压力很大束手无策,就请示习书记,怎么办?习书记态度鲜明地跟我讲了两条:第一,要认定中央,跟定中央,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第二,要阻止学生进行串联,汽车车身上的标语更不能进入福建、宁德传播。我们根据习书记的指示,在汾水关设立检查站,一是劝说学生回各自学校继续上课,二是把汽车的标语通通洗掉。从后面中央对此事的处理来看,习书记当时的决定既果断又正确,稳定了大局,稳定了人心。

他的这种胆识和魄力还体现在反腐工作上。当时宁德地区干部违规违纪建房现象非常严重,我们福鼎甚至出现了“干部街”,就是一条街都是干部利用特权盖的新房。对此,老百姓意见很大,甚至写信向中央纪委反映情况。他来了以后不久,就下决心开始清房,而且从领导干部下手,房屋该拆除的依规拆除,干部该惩处的依法惩处。当时福鼎的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均受处分,在整个宁德产生了很大影响,老百姓反响很好,干部队伍作风也得到整饬。

还有一次,习书记刚到福鼎,就想去海岛调研。调研当天,赶上风浪大作,船在浪里不断起伏摇曳,非常危险。我们劝说习书记:“这么大的风浪,就不要登岛了,太危险了。”可他却很坚持,说既然决定要上去,就一定要见到群众才可以。就这样,我们在风浪中又搏斗了几个小时,最终还是登不了岛,他当时还批评我对海域气象了解不够,太扫兴了。大家都被习书记的勇气和心系偏远群众的情怀深深折服。

第三个方面,习书记很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并与他们交朋友。他到宁德之初,一直在基层开展调研,把注意力放在抓经济、抓政治等方面,对宣传报道这方面注意力相对就少了一点。在一次干部会上,宁德地区通联站站长翁德云同志站起来“开炮”,公开向习书记提出批评,指出地委对新闻工作缺乏重视。翁德云胆子很大,大家听了替翁德云担惊,不知道习书记会作何反应。没想到习书记听完之后,欣然接受他的批评,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而且后来还和他成为好朋友,经常就新闻宣传的问题和他交流。习书记的胸怀宽广,坦诚待人,在整个闽东都传为佳话。

采访组:从您个人经历看,习近平同志还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杨有志:习书记对我个人可以说有再造之恩。1984年,我在霞浦县当县委书记。当时闽东地区只有霞浦一个小口岸开展对台贸易,受中央精神的鼓励,在地委要求之下,我们开始把对台贸易扩大,大胆试大胆闯,但没想到一下子“冒”了。当时规定,大陆和台湾做生意单笔不能超过3万元,也就是小额贸易,但是我们做了一笔500万元的蘑菇罐头交易,也就是闻名一时的“杜国桢案”。杜案当时影响很大,处理结果是把我由县委书记降为福鼎县委副书记,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客观地讲,这个案子对闽东干部的改革开放热情打击很大,大家都背上了思想包袱,不敢往下闯了。习书记到宁德以后知道这个情况,对我非常关心,一直鼓励我:“不要紧,你是一条汉子。只要你大胆工作,干出成绩,组织还会关心和重用你。”当时,大多数人对于我们这种犯了错误、受过处分的人都既同情又敬而远之。习书记非但没有如此,反而对我体恤备至,愿意给我这样犯过错误的同志重新投身事业的机会。跟着这样的领导干工作,哪还能没有动力、没有干劲呢?1988年《福建法制报》刊登了一篇我的访谈文章《放胆书记话放胆》,我讲了这个看法。后来我老婆得了白血病,习书记还专门来看望慰问。在当时那样的情势下,习书记的宽容与信任犹如春风化雨,感动和激励着我们再次出发。

习书记对干部的关心爱护,不仅体现在对像我这样犯过错误的同志身上,更体现在他对干部的使用上。过去大家有一种观念,闽东穷又缺干部,必须把干部留下来。但习书记却主张把干部输送出去,通过多岗位历练,培养和锤炼干部,他们不仅能为闽东未来的发展助力,更能在更多领域发挥才智。而且这样一来,本地的干部也能一批接着一批地脱颖而出,成长成才。现在看来,他这种干部队伍建设思想是极有远见的。

虽然习书记在宁德时间不长,但宁德人民都把他放在心里,他和宁德的感情是很深的。习书记调任浙江省长之前,到福州机场去送他的人当中,三分之二是闽东干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提出了“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的理念,您对此是如何理解的?

杨有志:宁德各方面条件非常艰苦,但习书记当时满怀信心,要带领闽东干部群众改变命运,所以他结合实际提出了“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两个理念。

当时,宁德干部的精神状态不好,因为经济一直是“老九”,干部提拔没有机会,待遇最低,所以觉得发展无望,提不起干劲。习书记提出做到“弱鸟先飞”“滴水穿石”,首先就是为了激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这两个理念,就是强调不要跟别人攀比,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要接受落后的现实,但决不能自甘平庸、无所作为,而要鼓起干劲,要有“先飞”的劲头,有“穿石”的韧劲,坚持不懈地干下去。习书记这样一点拨,大家都受到启发,精神状态就很不一样了,干劲儿就起来了,而且也有了久久为功的韧劲。习书记走了以后,陈增光同志接任地委书记,提出“人一我十”,人家付一分力量,我们要付十分力量,拿出这样的精气神来发展闽东经济,这就把习书记“滴水穿石”的精神传递了下来。习书记在闽东虽然时间很短,但他的精神财富得到了发扬和传承,这个是实打实的。在闽东人民的心里,习书记的影响是扎下了根的。

采访组:您后来到省直部门工作,习近平同志是省委领导,您和他还有工作接触吗?

杨有志:我1994年到省海洋渔业厅工作,习书记那时已经是省委副书记,分管农村工作,海洋渔业属于农口,所以我们接触还是比较多的。在他当省委副书记和省长期间,我感到他有三件事对福建贡献很大。一是着眼未来,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数字福建”,开启福建大规模推进信息化建设的序幕。二是治理餐桌污染,狠抓食品安全,特别是农副产品安全,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三是大力提倡保护自然资源,这与我们海洋渔业厅工作密切相关。海洋污染、超强捕捞能力导致的海产品资源破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自然恢复很难。习书记当时就意识到这个问题,高度重视,还亲自参加在闽江放流中华鲟。

还有一点,当时我们福建的海产品生产量已经上来了,但加工、销售、流通等环节还没有大的突破,产值一直不高。习书记在全省提出,生产环节上来之后,很关键的就是流通与加工,要在这些方面花大气力,这样农民才能够增收。实践证明,海产品深加工大大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老百姓得到了增产增收,形成了良性循环。

采访组:那么,习近平同志留给您怎样的印象?

杨有志:习书记为人很朴实,从不为个人的事提特殊要求。在宁德时他的办公条件很简陋,很小的一间办公室,连卫生间都没有。可就在那里,他读书、工作,擘画了闽东振兴的蓝图。我先后在习书记领导下工作了十几年,从没有见他发过脾气,是一个性情非常温和的人。

2010年,习书记回到福建,和我们这些老下属叙旧。当时我们都已经退休,他就像朋友一样和我们拉家常,热络地聊天。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闽东9个县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名字,有的我们都叫不出来了,但他记得牢。这虽然是一个小细节,但折射出他对我们这些基层干部的深情关心。

习书记对老同志一向敬重,老同志和他的关系都很融洽。有一件小事。习书记在福建任省委副书记时,有一个老革命离休以后赋闲在家,养了几只鸡。老同志拿了两只鸡,专程给习书记送去。其实老同志不可能再有求于习书记干什么,更不涉及什么送礼问题,就是想表达一份很朴素的心情:他敬重习书记、喜欢习书记,想让他吃点家养的鸡补补身体。老同志也曾送给另一位同志,但这位同志断然拒收,可习书记见了,立马向老同志表示感谢并欣然收下,还说这就把鸡宰了吃。这个老同志见习书记这么痛快,感到自己的一番心意得到了理解和接受,也非常感动。这是习书记很家常的一面,是很有人情味的一幕。

习书记对老百姓很亲切很关心,能够帮助的他就尽力帮助。当时曾有一段佳话,就是宁德三任地委书记,也就是吕居永、习近平、陈增光同志联袂回闽东视察经济发展情况,这一方面反映了三任书记的团结和谐,另一方面也看出他们对闽东的共同深情。那次,他们详细视察了宁德海产品、茶叶加工、农副产品加工情况,并提出了发展意见。当时他们都已经在福州市,有的早已退休,有的是省领导,但他们对宁德这个贫困地区仍然如此牵挂,对闽东百姓念念不忘,让宁德的干部群众很受感动、很受鼓舞。

习书记还在平潭专门资助了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他每次到平潭调研,都会专门去看望这个孩子。这件事没有多少人知道,因为他从来不声张,只是把事做在实处。他总是让人感到既敬佩,又亲近。我深信,在习书记这样领袖人物的带领下,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充满希望,人民一定会更加幸福。

(转载自2019年6月17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宁德(十三):“习书记救活了具有百年历史的马尾船厂”

即时 | 2020-12-14 07:13

针对马尾船厂遇到的困难,习书记表示省里在财政资金安排上,将继续对马尾船厂安排适当的投入。同时希望马尾船厂要开辟多元化投资渠道,多方面融资,甚至可以尝试走合资办企业的路子。他鲜明提出,马尾船厂要搞债转股,要先甩掉负担,才能轻松上阵,再创辉煌。几经努力之后,马尾船厂成功实现改制,重新焕发生机。

采访对象:

谢作民,1944年7月生,福建福鼎人。曾任原宁德地区宁德市委书记,后任福建省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采访组:谢总您好!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是1988年到宁德任地委书记的。当时您就在宁德工作,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谢作民:好的。习书记是1988年6月到宁德工作的。当时宁德的经济状况很差,不通高速公路,更没有铁路,从宁德到福州乘汽车要走4个小时。整个地区贫困面很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又很保守,农业发展都很困难,更别提上什么工业项目了。可以说,习书记到宁德上任,宁德的干部群众对他是寄予很大期望的,大家都以为年轻有为的习书记一定能烧起“三把火”。可他到了宁德以后,并没说什么“豪言壮语”,而是很快到各个县跑了一圈,对宁德整体面貌作了深入了解。困难比他想象得更大一些,他认为既不能给干部群众泼冷水,还要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总体思路,就是“滴水穿石”。我们当时以为“滴水穿石”是不要急、慢慢来,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慢慢悟到,“滴水穿石”是建立在闽东当时实际情况基础上提出来的客观而深远的发展思路。就像习书记当年说的那样,宁德这样一个“老、少、边、岛、穷”地区,谈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历史条件、自然环境、地理因素等各方面的制约,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要摆脱贫困,就要靠一种持之以恒的态度,一种敢字当头、义无反顾的精神,一任接着一任干,任任干给人民看。有的工作可能要做七八年、十来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没关系,只要我们目标一致,矢志不移,日复一日地干下去,就一定能够创造出奇迹。不管是习书记后来提出的“四下基层”也好,还是整治干部违规建房、倡导“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也好,都是希望我们宁德的各级干部摒弃不良的价值观和作风习气,拧成一股绳,为了闽东经济振兴和发展,为了“弱鸟”得以“先飞”,发扬不怕吃苦、不怕困难的精神,创造出一个“滴水穿石”的奇迹来。我认为,这种思想是习书记到宁德工作期间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创新,也很大程度影响了他之后的从政经历。我总觉得,他对宁德、对闽东大地有一种特殊的情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采访组:那么,他在宁德任职期间,给宁德干部群众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谢作民:前面我提到了一点,习书记在宁德扎根基层,深入群众,这种客观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是他留给我们最为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事情,让我们感触很深。

习书记当时是宁德级别最高的干部,但他从不搞特殊,坐的汽车是用前任书记的,司机也是用前任书记的,住的房子里只有电风扇,下乡走山路也都是自己拄一根拐杖,路再难走,都要走到群众中去,走进老百姓家里。

还有一个,就是使用干部坚持五湖四海的原则,走群众路线,坚持公正公道。大概是1990年初,宁德地区搞干部民主测评推荐。经过推荐、民主测评等几个程序,准备安排我到宁德县(即现在的宁德市蕉城区)当书记。他亲自来考核我,听了我的汇报,又了解了大家对我的评价,觉得很满意。他对我说,做干部要德才兼备,但更重要的是德。你们为官一任,就是要重视品德修养,带领一方百姓过上好日子。他的话我一直铭记于心,我后来在使用干部上也沿用他的这个标准,重能力更重品德,而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谁和领导靠近就提拔谁,谁不靠近就不提拔谁;谁送东西就提拔谁,谁不送东西就不提拔谁”。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1990年离开宁德到福州任市委书记,在推动闽东经济发展上仍然尽心尽力。您了解这方面情况吗?

谢作民:的确。习书记到福州以后,仍然念念不忘闽东。这一方面是因为闽东人民的热情、淳朴给习书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有着一颗不改变贫困地区面貌誓不罢休的执着初心。

习书记非常重视区域经济联合与协作,我记得是1992年,福州市正在搞旧城改造,习书记通过秘书打电话给我,要我们带人去福州学习旧城改造的经验,回到宁德以后加以借鉴运用。当时,我就带了我们宁德县的副县长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一起到福州去学习。他亲自打电话给福州市鼓楼区、台江区的负责同志,请他们向我们介绍情况和经验。我们学习回来后,按照福州的方法开始搞旧城改造。1994年他专程回到宁德,了解宁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情况,实地调研宁德县小东门的旧城改造工作,还察看了群众安置点,感到非常满意。他还促成了宁德县和福州福清市、马尾区结对子,发挥各自优势,协作发展,共同进步。双方定期互派干部交流锻炼,我们的同志在福清工作期间学到了很多经验,对于反哺宁德小市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我们深深感到,习书记对闽东怀有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决不是对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的一种“特殊关照”,而是为了帮助广大闽东群众摆脱贫困的一种拳拳之情。

采访组:福建是沿海省份,船舶工业是福建的支柱产业。您后来离开宁德,出任省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请您谈谈当时船舶集团的情况,以及习近平同志对福建船舶工业的关心。

谢作民:我1996年4月从宁德到省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船舶集团”)工作,那时候习书记已经升任省委副书记。他对船舶集团的发展非常关心,而且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当时,省船舶集团旗下有三大骨干造船企业,就是马尾船厂、东南船厂、厦门船厂。这三家船厂都是国家船舶出口基地重点企业,马尾船厂更是历史悠久,1866年清政府重臣左宗棠在马尾创办福建船政局,在中国近代工业近乎空白的土地上,建船厂、造兵船、办学堂,成为远东最大的造船基地。可以说,一个马尾船厂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工业跌宕起伏的历史缩影。

我到省船舶集团任职时,船舶工业已经出现了步履维艰的状况,船市不景气,干部职工思想不稳定,再加上马尾等三家船厂设备陈旧,没有资金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在国内造船行业中的地位越来越落后,出现了没落的危机。

那时候船舶工业竞争非常激烈,全国像马尾这样的船厂至少有几十家。马尾船厂虽然是百年老厂,但福建作为战备前线,长期没有资金投入,很快就被一些船厂赶上和超过了。当时马尾船厂已经资不抵债,发职工工资都很困难,尖端人才留不住,而且稍有不慎就容易引发群体事件。有些人提议,要不就让马尾船厂走破产的道路。我坚决不同意,像这样的百年老厂,如果在我们手中破产了,那我们就是千古罪人。

采访组:的确,马尾船厂是福建的重要名片,不能轻言破产。那么,习近平同志是如何支持马尾船厂发展的?

谢作民:习书记到省里工作以后,曾多次到马尾船厂考察和指导工作。

1997年4月6日是他第一次到马尾船厂调研。当时,福州市要修一条江滨大道,有一段想取道马尾船厂的厂区,横穿船厂,如果这样就严重影响了船厂的生产布局。当习书记了解到这些情况,他认为江滨大道从船厂穿过确实不合适,但也不能因此不发展公路,于是就提出采用高架桥的方式,从船厂上空通过。建设虽然给船厂带来一些不便,但并没有影响正常生产。

2001年5月15日,习书记已经担任福建省省长,在省市两级领导的陪同下到马尾船厂调研。他先登上3.5万吨船台,仔细察看了正在建造的一号、二号700箱集装箱船生产情况,又驱车到码头,察看正在舾装施工的两艘1.76万吨轮,向正在繁忙生产的工人们问候和致意。

在接下来的汇报会上,我向他汇报了省船舶工业的发展状况,也讲了马尾船厂遇到的困难,希望省政府能够给予扶持帮助。习书记在会上给我们打气,肯定了我们这些年的发展成绩,特别是赞扬了领导班子和工人的精神状态。他也开诚布公地讲,省政府在全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中,有意把造船工业的调整作为推动发展的一个重点。

习书记针对造船企业的资本金注入、贷款担保和对创汇企业的技改贴息问题,一一作了政策性阐述。他表示,今后省里在财政资金安排上,将继续对马尾船厂安排适当的投入。同时希望马尾船厂要开辟多元化投资渠道,多方面融资,甚至可以尝试走合资办企业的路子。他鲜明提出,马尾船厂要搞债转股,要先甩掉负担,才能轻松上阵,再创辉煌。几经联系,福建华融集团出资9925万元,占41.29%股份,马尾船厂以固定资产入股,评估为1.34亿元,占55.79%股份,剩余股份由其他3家企业出资。同年12月21日,马尾船厂成功实现改制,12月23日正式挂牌运营。

从那以后,马尾船厂重新焕发生机。银行贷款顺畅了,流失的人才也回来了,大家都对发展前景充满希望。我们也开始积极到国际市场寻找商机,渐渐有了来自丹麦、德国的订单。多的时候,单从一个德国客户手里就陆续接了26艘轮船的订单。像马尾船厂这样的情况,当时要是一年能生产3到4艘船,全厂的费用就能很好解决,如果能生产7到8艘船,那就过得相当不错了。因为造船设施是固定的,生产的多,相对来说管理费用自然就少了,利润也就高了。债转股之前我们一年也就生产二三艘船,改制以后,我们两个船台一年就能生产七八艘船。负担减少了,资金活起来了,工人积极性也越来越高,整个福建省的船舶工业也因此走出低谷,得到振兴。

采访组:除了马尾船厂,习近平同志对船舶集团发展还给予了哪些支持?

谢作民:习书记对福建船舶工业发展的支持是全方面的,不仅给予了资金支持,而且提出了许多至关重要的发展思路。

在他主导下,省里每年无偿划拨2000万元给船舶集团公司作为资本金投入,在技术研发和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省里全力支持我们参加国际性的海事会,一方面增长见识,另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中寻找商机,拓宽发展渠道。

2001年6月23日晚上10点多钟,台风“飞燕”在福州登陆,把马尾船厂停靠在码头上的两艘1.76万吨级船舶的缆绳刮断了,船产生移位,搁浅在附近的江畔。当晚我和船舶集团的几个同志刚好在厦门船厂,得到消息立刻往回赶,凌晨4点钟才到达马尾。不久后,省海事局领导就赶到马尾,这是习书记专门给他们打了电话。他也专门打电话给我,对船厂的损失情况十分关心。当时天还没亮,他的一通电话让我们非常感动。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2000年4月25日,习书记到厦门船厂调研指导。听了我们的汇报后,他非常满意地说,厦门船厂造船能力达到了国际水平,接单能力也有所提高,三年完成了异地搬迁,实现了从建造千吨轮向万吨轮的跨越,创造了我国造船建设史上的奇迹。

他接着说,发展船舶工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我省船舶工业已经有了很好基础,要在调整产业结构中考虑如何进一步扶持。政府资金可以支持一些,计委、财政、经贸委也要争取从技术改造、结构调整等资金中给予支持。但是,政府的钱只是杯水车薪,根本出路在于改制。现在企业有前景,相信会有人愿意参股,解决投资主体多元化问题。

习书记的一番话给了我们很大鼓舞,也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先后找了闽东电力公司、厦门建发公司、重庆钢铁厂等企业,共同参与改制。由于资金缺口很大,习书记了解以后,帮助我们专门给宁德领导打电话,看闽东电力能否出资。没想到联系之后,闽东电力很“给力”,同意入股8000万元,占股份32%,加上建发出资5000万元,占20%,加上重钢以及一家民营企业均出资500万元,各占2%,剩下的由船舶集团以厦门船厂自身资产评估1.1亿元入股,占44%,一共筹措2.5亿元,于2002年3月28日成功实现改制。我们深知,没有习书记的关心指导,就没有厦门船厂后来的发展,更没有船舶集团的发展。

采访组:看到福建船舶工业的发展变化,习近平同志作出了怎样的评价?

谢作民:习书记没有与我系统地谈过这方面内容,但我能感受到,他对船舶工业、对马尾、对福建造船行业的关心和厚爱。

我记得2002年6月的一个星期日,马尾船厂有一艘出口德国的700箱集装箱船即将交付使用,我专门邀请他过来看看。他一听,欣然答应。一早,习书记轻车简从,只带着秘书来到马尾船厂,还特意让我不要告诉宣传部门。他看得非常仔细,从底舱看到驾驶室,走到船长居住间时还连连赞叹,说这里就像五星级酒店一样,非常高兴。他问得很仔细,造船用料怎么样,国产占比有多少,等等。我说主要的设备以及导航系统都还是靠进口。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造船工业要想真正发展好,还是要把重心放在提高技术水平上,不要总干“苦力活儿”,要着眼高精尖,解决国产化,掌握主动权。我想,对一个行业最大的关心,莫不是帮助它从根源上找到症结,提出对症下药的良方。习书记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关爱我们的。

我们也能感受到,习书记把船厂当成福建的一种骄傲,非常乐于向外推介。有两次,宁夏和江西的领导来福建学习考察,习书记还专门陪同他们到马尾船厂来,向他们介绍船厂的发展历史。

采访组:我们还想再问一个问题,从您与习近平同志交往的这些年看,您认为他给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谢作民:你们谈到这个问题,我很感慨。我先讲一个小故事吧。我在宁德县当书记的时候,世界知名良港三都澳就在我们这个市,当时讨论得沸沸扬扬的三都澳开发的事情就在我的任上。我们要开放,要发展,当时很多人就把三都澳港和荷兰鹿特丹港相比,认为我们的自然条件比如水深、港阔等方面都比荷兰鹿特丹港强,只讲自然条件,没讲基础设施和其他条件。为此,我还专门请了专家过来“把脉”,其中有个专家实地看过之后,笑了笑,问我:你去过荷兰鹿特丹港吗?我说我没去过。我听出来他的话里有一丝嘲讽的意味,当时心里还有些不服气。可后来,我到省船舶集团工作,有机会出国谈业务,有一次真的到了鹿特丹港口,现实给了我很大的打击:我们的三都澳怎么能跟人家的港口相比?!鹿特丹的港口,地理位置优越,吊车林立,铁路、公路、航空四通八达。可我们的三都澳,空有长长的海岸线,什么交通都不通、配套也没有,怎么能一下子就开发了呢?

这些事给我的教训很深,我也越发觉得习近平总书记上世纪80年代在宁德任职时就提出“滴水穿石”的精神,是多么的务实和深刻!我们都能体会,他有一份雄心壮志,也恨不得闽东能迅速摆脱贫困。但他也非常冷静地认识到,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抱上“金娃娃”,必须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最终才能成事。我记得2010年9月,他回到宁德,专门和宁德的领导和老同志相见,又谈起当年闽东人的三大梦想,虽然当时不能实现,但一任接着一任干到今天,宁德建市、温福铁路都实现了,三都澳也在开发之中。这就是“滴水穿石”的力量。这是习书记留给我们闽东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转载自2019年6月19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宁德(十二):“习书记把治理整顿看作发展的新机遇”

即时 | 2020-12-08 07:25

那时候全国正在搞三年治理整顿,一些干部群众认为宁德地区地处福建沿海,以往由于种种原因没能赶上经济大发展的“班车”,现在想上项目又碰上政策“收”了。而习书记认为,中央提出治理整顿,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纠正盲目发展,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实现综合平衡,而不是急于求成,什么都干。所以,像柘荣这样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方,治理整顿的目的就是要实事求是地找出企业效益不好的原因,逐个分析,对症下药,而不是简单地大砍大削。

采访对象:

钟安,畲族,1947年12月生,福建福安人。1983年8月任宁德地委组织部副部长,1988年6月任柘荣县委书记,其后任宁德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巡视员。2011年退休。

采访组:老钟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到任宁德时,您是地委组织部副部长。请您谈谈他到任的情况。

钟安:习书记到宁德赴任地委书记那一天,是地委副书记林爱国带着我来福州接的他。上午从宁德出发,下午在福州西湖宾馆接到了习书记。见到习书记,我们很高兴,习书记亲切地和我们握手,简单交谈后就一起上车前往宁德,傍晚到达闽东宾馆,地委有关领导在宾馆迎接。初次见到习书记,我们都觉得他和蔼而又稳重。

采访组:您在之后的工作中和习近平同志有哪些接触?

钟安:习书记到宁德之后一个多月,我就到柘荣去担任县委书记了。

柘荣县是宁德地区一个山区小县,1945年10月1日建县。解放后曾两次撤县,又两次复县,因此造成柘荣县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事业都比较薄弱,到1987年全县工农业产值才8000多万元,财政收入276万元。1987年这一年,柘荣县还发生了闻名全省的工艺鞋帽厂的经济案件,受贿人员涉及当时的县委书记、县长、副县长和有关局长,搞得党员干部思想比较乱。与此同时,柘荣县的工业企业效益不大好,还有路边店的卖淫嫖娼等情况,引起省领导乃至省委书记的关注。

我到柘荣县工作不久,习书记就到县里检查工作。他不但听取了县里的工作汇报,而且深入工厂和基层了解情况。习书记察看濒临停产的敷铜板厂时,要求我们县里面一定要想方设法采取措施,“死马当作活马医”。

我理解习书记当时提出这样的观点是有原因的。那时候全国正在搞三年治理整顿,就是从1988年开始,针对之前全国出现的经济过热、货币发行过多、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等现象进行宏观上的调控。这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要对现有的企业进行“关停并转”,原计划的大项目更不敢上了。当时干部群众有一些议论,认为宁德地区地处福建沿海,以往由于种种原因没能赶上经济大发展的“班车”,现在想上项目又碰上政策“收”了,因此有些人感叹生不逢时。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习书记提出这样一个创见:治理整顿是一次新的发展机遇。他认为,中央提出治理整顿,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纠正盲目发展,要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实现综合平衡,而不是急于求成,什么都干。所以,他在敷铜板厂提出“死马当作活马医”,使我们领悟到,像柘荣这样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方,治理整顿的目的就是要实事求是地找出企业效益不好的原因,逐个分析,对症下药,而不是简单地大砍大削。

习书记一席话给我们带来了深深的触动。对柘荣来说,治理整顿确实就是新的机遇。从实际来看,我们柘荣这个山区小县没有多少企业,如果大部分砍掉,拿什么来带领群众摆脱贫困呢?“死马当作活马医”,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向死而生”的勇气,是要求我们深入把握企业发展的前景和优势,结合国家的需要做适当调整,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按照习书记的要求,我们的企业发展果然有了起色。

采访组:在您任上,习近平同志对柘荣县发展还做出了哪些具体指导?

钟安:过了一段时间,我到地区参加会议,会议期间习书记专门找我个别交谈。他对我说,柘荣县有三个问题在全省影响较大:一是出了一个受贿案,全省知名,北京话叫“九城闻名”;二是工业发展速度快,但经济效益低;三是路边店卖淫。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抓住这三件事,即廉政建设、经济效益、社会风气,就抓住关键、抓住要害了,而且要一抓到底,使之实实在在地转变,改变人们对柘荣的印象。

我当时刚到柘荣不久,正在思考下一步的工作应该如何开展时,习书记的这些话就像指路明灯,让我豁然开朗。我当即就表示,一定坚决贯彻习书记的指示,把柘荣的各项工作做好。为此,县里先后召开县委全委扩大会和有关的专题会议,传达贯彻习书记的讲话精神,统一全县干部的思想,认真抓好落实。

一是在廉政建设方面,以受贿案为反面教材,在全县开展了廉政教育月活动。根据地委统一部署,抓了有私房住公房又出租私房的清理工作。同时,我们还开展了“两为”活动,即党组织为党员送温暖,党员为群众办实事,在群众中受到好评。

二是在提高经济效益方面,组织县里面的力量对敷铜板厂等企业进行整顿,帮助它们找问题、补短板,逐步走出困境。还不失时机地上了一些投资省、见效快、销路好、原材料有保证的项目。另一方面,我们在城关搞了乡镇企业园区,各个乡镇都可以到城关来办企业,这样就解决了一些企业由于办在偏僻乡下,因缺电、缺水、缺技术人员和缺原材料等造成经济效益低的情况,形成了良好的办企业环境,效益也得到显著提升。

三是在改善社会风气方面,重点整治路边店卖淫嫖娼问题。104国道途经柘荣段,海拔高一点,比较偏僻,经常有货车司机等到此进行嫖宿活动。因为大部分作案的都是外地人,依法对他们进行罚款以后,他们就走了,下次来了,又只是罚点钱了事。这次我们加了一个“损招”,就是不但要罚款,而且还要通知这些人的所在单位和家人,对个别情节严重的还要求单位或家人来把人领回去。这个办法果然奏效。我们就这样集中整治了不到一年时间,收到了明显效果,几次突击检查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1989年7月21日,地委行署在柘荣县召开现场办公会,习书记对柘荣县1989年上半年的工作给予肯定。他指出,柘荣县上半年以来,一是党建工作抓得不错,二是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比较明确,上半年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29%,是全区最高的,当时全省增长是16%,全地区只有13%,而且这个较高的增速是在效益有所提高的前提下产生的,意义就更大了。财政收入方面增幅较大,达到37。8%。习书记在会上还讲到,柘荣的社会治安有明显好转,特别是对卖淫嫖娼等社会丑恶现象进行集中治理,狠抓不放,抓得一些人“身败名裂”,使得他们不敢再来柘荣作案。习书记说:“前次我到省里开会,陈光毅同志还谈到这个问题。我当时就说,你们别再讲这个问题了,柘荣现在已经大有好转。我把具体情况向省委书记作了汇报之后,他也肯定柘荣抓出了效果,表示适当的时候为柘荣正一点名。看来你们对地委行署的一系列会议精神、工作部署都落实得比较好。”

习书记还说,柘荣发展工业的经验对于我们闽东发展之路是有所启发的,闽东地区怎么起飞赶上全省平均水平,我这里提出一个“柘荣现象”,可以说柘荣是闽东的缩影,

闽东所有的不利条件柘荣都存在,基础薄弱、原料短缺、人才不足,但工业产值还是上来了,人均达到1000元,工农业产值人均1425元。如果全区都达到这个水平,那么工业产值就会达到27亿,工农业产值就可以达到40个亿,就在现有的基础上翻一番,就不低于龙岩、莆田,咱们地区就有希望了。

习书记的这番话,不仅是对柘荣工作的肯定、对全县干部群众的极大鼓励,更是对闽东振兴的一种坚定信心和殷切期望。从那以后,柘荣全县干部群众按照习书记指明的方向,奋勇前进。到1992年,全县工农业产值达到24848万元,财政收入2308万元。柘荣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了习书记提出“治理整顿是新的机遇”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采访组:工作之外,您和习近平同志还有哪些交往?

钟安:我先讲一个我印象很深的事情,就是习书记利用午餐时间接待天南海北的朋友。习书记在宁德工作了两年,就到福州当市委书记,后来升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大约是1996年的一天,我和夫人到福州办事,办完事后我给习书记的秘书打了一个电话说,我到福州本来想去看看习书记,但他肯定很忙,就请秘书代问候一下。习书记的秘书说,书记现在正在开会,问候一定转达。结果没多久,他的秘书又给我打来电话,说习书记已经安排午餐期间见我们,让我们快12点的时候到福州市的于山宾馆见面。中午我们到了约定地点以后,发现已经有来自天南海北的十几位客人,聚在一张大圆桌上。习书记和客人们一边用餐一边交谈。我知道,他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在百忙之中抽出午饭的时间跟我们这些人集中聚在一起,和大家叙过往,谈公务,可谓是边用餐边办公。这一幕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我一直不能忘怀,习书记对昔日下属的礼遇以及对工作的敬业态度都令我感动不已。

他准备从福建到浙江上任的时候,我听说了,就给他的秘书打电话。我说省长要调走了,我很希望有机会能再见他一面。没想到习书记真的安排在省政府的小会议室里和我见面,聊了一会,说了很多关心和鼓励的话。2010年9月,习书记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他来福建考察调研。我们这些曾经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都接到通知,说当晚习副主席会安排接见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吃完晚饭就到省政府门前坐车,到宾馆小会议室等他。不久他就和彭老师以及时任省委书记孙春兰同志一起来到会议室。习副主席带着孙书记和彭老师走到我们每个人面前一一握手,逐一向他们介绍,该同志叫什么名字,当时担任什么职务。习书记已经离开宁德20多年了,却还把我们放在心上,实在是太感动了。介绍完之后,习书记跟彭老师坐下来和我们交谈,回忆着在宁德的一些情况,讲的时间很长,我们都感到很愉快。

转眼快30年了,变的是岁月,不变的是习书记的热情与真诚,是他对大家发自内心的关怀和温暖。

(转载自2019年6月14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宁德(十一):“习书记对发展军队事业有感情有思路有办法”

即时 | 2020-12-07 07:40

习书记每一次到县里调研,只要有驻军,他都会到连队去看看。有一次他到平潭县视察,知道那里有个海防守备团,安排的行程完成以后,就叫我陪他专门到那个连队去开座谈会,看看有什么事能帮助做。连队的伙房他也去看,猪圈他也去看,就是想知道连队官兵生活有没有保障。每年春节,他的慰问都搞得比较全面,部队的几个大单位他都亲自去,边远的小分队也不会落掉,他没有时间去,就叫我代表他去看望慰问,有什么问题向他报告,他以后都会解决。

采访对象:

赵文法,1938年5月生,山东安丘人。1987年1月任宁德军分区政委,1990年12月任福州市委常委、军分区政委,1993年退休。

采访组:赵政委您好!您和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在福州都共事过,请您谈谈你们共事的情况。

赵文法:宁德地处福建东北部,依山面海,有1046公里海岸线,300多个岛屿。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台湾海峡局势持续紧张,福建自然成为“前线”,宁德的三都澳港口成为我国重要军港。我老家是山东的,因为当兵守海防支援边岛来到宁德,一开始在宁德的一个守备师当政委,守备师撤编之后我就到了宁德军分区,比习书记早到宁德一年半。后来他从宁德调任福州,半年以后我也到福州工作,任军分区政委、市委常委。所以,我们在一起共事多年,对他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情况有一定了解。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在宁德和福州工作时,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了哪些观点和措施?

赵文法:习书记在宁德任地委书记期间,兼任宁德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在他的领导和支持下,宁德地区民兵预备役和国防教育都取得了好的成绩。在这方面,他有两个优势是别人没有的。第一,他出生在革命家庭,父亲习仲勋是我党杰出的老一辈革命家、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他从小耳濡目染,对军队有着特殊感情。第二,他曾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在正定当县委书记时又兼任县武装部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在宁德、福州当书记都兼军分区、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后来当福建省省长期间兼任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所以他对军队从小到大的建制和运转都非常熟悉。

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讲他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支持指导情况。第一,他怎样关爱部队;第二,他怎样教育部队;第三,他怎样组织我们军分区系统用实际工作去锻炼民兵预备役;第四,他如何以身作则给部队官兵作榜样。

采访组:好的。请您先谈谈他关心部队工作的情况。

赵文法:1988年,习书记刚到宁德不久,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部分副食品价格放开后部队生活受到一定影响的情况,先后主持召开地委、行署、部队有关单位领导、地方科研单位以及各县支前办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制定军队企业优惠政策,帮助驻宁德部队发展生产经营,提高部队生活水平。

他在福州工作时,市一级有五套班子,他说军分区也是其中一套。他还给武装部吃了“定心丸”。那时候,武装部属于地方编制,这就出现一个问题:由于它不属于军队管辖,干部就不能在军队向上提拔,地方上一般又不需要他,武装部的干部就感觉没有出路。针对这个问题,习书记提出“三个一样”的要求,就是:一样使用,一样培训,一样关心。实际上,他在宁德两年时间就提拔使用了三位武装部政委当副书记。

他多次强调,抓好双拥工作,关键在领导,他要求各级部门主要领导亲自挂帅、重要问题亲自研究部署、重要工作亲自检查指导、重要环节亲自把关落实、难点问题亲自协调解决。每年元旦、春节、“八一”等节点,他都带领地、市有关部门领导慰问驻宁部队全体官兵和伤病员,召开老红军、军队离退休干部、烈军属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安置工作及地方经济建设的意见,及时将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后来他在福州当市委书记,每年春节也都会去看望部队退下来的老领导、老红军,每次我都陪他。我记得福州军分区有三个老红军,习书记每年去看望他们,他们都拉着他,聊起天来就不让他走,本来计划安排半个小时的时间,每次都要在那儿待上一个多小时。

习书记每一次到县里调研,只要有驻军,他都会到连队去看看。有一次他到平潭县视察,知道那里有个海防守备团,安排的行程完成以后,他就叫我陪他专门到那个连队去开座谈会,看看有什么事能帮助做。连队的伙房他也去看,猪圈他也去看,就是想知道连队官兵生活有没有保障。每年春节,他的慰问都搞得比较全面,部队的几个大单位他都亲自去,边远的小分队也不会落掉,他没有时间去,就叫我代表他去看望慰问,有什么问题向他报告,他以后都会解决。

在福州的时候,有一次,长乐县武装部政委转业,我们这里已经对继任人选做了安排,但没想到市委组织部也正准备安排一名海军转业干部到那里当政委。开常委会的时候,我就给习书记提出这个事,我说我们这里有了继任人选,他很重视,马上就说:“还是要尊重分区的意见。”

采访组:您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亲身经历?

赵文法:习书记对干部的关心爱护是非常细致的,这方面我确实有亲身经历。我调到福州的时候,习书记就特别关心我的家属孩子问题。我第一天来报到,第二天习书记就专门为这个事开了一个常委会,叫我去参加。我在会上介绍自己情况,我说我这一辈子钻山洞、守海岛,到福州来“两眼一摸黑”,什么都不清楚。在座的人都笑了,可是习书记不笑,他说:“不要着急,慢慢来嘛。”开完会,他马上交代市委秘书长,说:“尽快帮文法同志把家属的事情安排好,这是咱们该做的,需要的话我可以打招呼。”

其实,他不只是对我的家属随军问题非常照顾,对整个军队这方面的问题都考虑得很周全。1990年,某师搬到福州市,家属就业、孩子上学这些事都存在矛盾。习书记亲自到这个师去解决问题,并提出这些问题要特事特办、马上就办,特殊情况使用特殊办法。习书记给他们解决了300个家属进城和100个子女进城上学的名额,还帮助他们修通了2.5公里的战备公路,我曾在这个部队红四连(夜袭阳明堡战斗英雄连)任第19任指导员,深知部队指战员此时的感受。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教育引导部队官兵的。

赵文法:抓民兵教育,习书记提出两个原则,一是要扎实,二是要有效果。根据他提的这个要求,我们跟宁德宣传部一起合作,在每个县都搞了“四个一”工程:编写一本乡土教材,把当地革命战争时期包括现在的故事编一本历史教材;制作一部适合群众看的录像;进行一次民兵典型人物介绍;搞一次国防教育演讲比赛。这些举措比较适合群众的特点,特别是国防教育演讲比赛,当时全区9个县先后开展演讲比赛52场,400多人参加,听众达到46000多人,可以说,很好地宣扬了宁德全区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情谊深的优良传统,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和驻军指战员的双拥意识。

采访组:请您再讲讲习近平同志当时对锻炼民兵预备役队伍采取的举措。

赵文法:习书记对锻炼民兵预备役队伍有独到的见解和举措。他提出,分区系统要用实际工作去锻炼民兵预备役队伍,具体在经济建设、社会治安、抢险救灾几方面,闽东脱贫致富是重要任务,来一个推动经济发展的“军民大合唱”。他强调,要充分发挥闽东地区民兵六个方面的作用:在大念“山海经”中的带头作用,在发展乡镇企业中的骨干作用,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的促进作用,在普及科技传递信息中的示范作用,在脱贫致富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在维护社会治安中的助手作用。习书记对我们说过:“民兵一定要围绕着经济工作去建设、去教育、去发展。要想有前途,一定要靠自己好好地干,要干出成绩来。前途不是要出来的,是干出来的。”我们根据他这个思想提出一个口号:“要想有地位,首先有作为。”当时对于宁德扶贫工作,部队上并没有给我们下达任务,但是在习书记指示下,我们开始组织民兵参加扶贫。分区、武装部在乡镇都有自己的扶贫点,民兵都有自己的脱贫项目,组织群众、带头脱贫。当时福安县大林村,是个少数民族村,穷到什么程度?人均年收入只有74块钱,村两委没有办公场所,也没有学校,孩子们读书就在老百姓的房子里。教书的老师还是个18岁的女孩,她住的房子底下养牛、上面晒地瓜米,连个房门都没有,就用个竹帘挡一挡。我向习书记报告了这个村的情况,他当即批了6万块钱。我们用这个钱在村里修了一条路,盖了学校和村委办公场所,安装了一个电视机、一部电话。学校里没有桌凳椅,我就到我原先工作的守备役师里借了一些。3年以后,那个村的人均年收入才达到570块钱。

我记得当时村委会主任两口子都有肺结核,5个孩子3个也被传染了。吃的东西只有盖菜,都是菜干了放到缸里腌着,平时一点一点拿出来煮着吃。看到这样的情况,我就跟乡长说,请他赶紧想办法弄两百斤大米来。我们分区军医给他们一家人去看病,还为村里专门培训了一个卫生员。1989年,我们还因此被评为国防部民兵预备役工作先进单位,总政和省委都转发了文件。

前年我又到那个村子里去看了一下,老百姓在我们修的路口竖了一个碑,叫爱民路,我看了很感慨。习书记用军民联手扶贫的办法,既教育了部队,又锻炼了民兵预备役的干部和战士,还推动了宁德地区的发展。

采访组:后来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工作期间,对民兵预备役建设有哪些思路和举措?

赵文法:福州市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敌特活动很猖獗。习书记提出:“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敌特的策反演变活动。民兵既是被拉拢的主要对象,但也应该是反分裂的骨干。”他在书记会上提出,民兵和我们分区的武装干部一定要做到五个“过硬”:一是政治素质过硬;二是军事技术过硬;三是管理指挥能力过硬;四是遵纪守法过硬;五是身体健康过硬。在福州有这样一个事例。1991年前后,福州偷渡比较厉害,长乐、福清、平潭等地跑到美国、日本等地去打工的人很多,已经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声誉。习书记就说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闽海行动”,让我们分区全力以赴参加这次行动。当时除了留下来值班的,我们把所有的官兵都放到这几个地方开展行动,包括司令员在内的干部都去了,整整搞了一个月,集中抓教育,抓政策宣传,很快刹住了偷渡风,这次活动实际上对我们部队也是很好的锻炼和教育。1992年7月,福州发生特大洪水,闽侯县是重灾区,洪水把电线杆上的电线都淹进去了。习书记连夜召开常委会布置抢险救灾工作,他还亲自到闽侯县指导抢险,命令我到闽侯县组织民兵抢险救灾。我与武装部的同志一块把沿江的基干民兵都组织到了第一线,与广大群众、支援抗洪的部队一块,确保没有死一个人,把损失减少到最小。两天后,我给习书记写了个报告,习书记批转到各县,起到了救灾、防疫、恢复生产的指导作用。

总而言之,习书记对军队事业有感情、有思路、有办法。1991年,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他当时饱含深情地作了一首《军民情·七律》:

“挽住云河洗天青,闽山闽水物华新。小梅正吐黄金蕊,老榕先掬碧玉心。君驭南风冬亦暖,我临东海情同深。难得举城作一庆,爱我人民爱我军。”

采访组:那么,习近平同志当时是怎样以身作则为部队官兵作榜样的呢?

赵文法:在我看来,习书记以身作则为官兵作榜样,主要表现在他有三种力量。

一是信念的力量。在宁德也好,在福州也好,他在经济建设、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展现了着眼长远、谋划全局的战略思维,尤其是在扶贫攻坚方面提出了许多既有新意又切合实际的举措,这都源于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信仰,源于他对人民的深厚情谊。

二是学习的力量。习书记喜欢看书,也喜欢思考,经常看到他用典型事例深入浅出地和我们讲道理。有一次他给我们讲,有两个人到非洲去推销鞋子,到一个小国家,这个国家的人不穿鞋子,全是光脚的。其中一个人看到这个情况,就说这个地方一点儿市场都没有,他认为当地人都不穿鞋子。另一个人却说这个地方市场很大,因为他认为不穿鞋子并不等于不需要鞋子,而是他们不会穿。我可以教他们穿鞋子,那我带的鞋子就有销路了。他就用这个例子来教育我们,要善于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把事物中隐藏的积极因素挖掘出来。

三是廉政的力量。习书记在宁德、福州做了大量工作,廉政问题做得尤其好。他经常讲:打铁还得自身硬。他自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且做得非常严格。

在宁德的时候,我们每年都开一次县委书记工作会议,一般都会给参会代表买点纪念品,那个时候都是这样做的。1989年那次县委书记会,我们决定买三用机,可以听广播、录音,还可以放录音。买回来以后,我就给他拿一个,他既是地委领导,又是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拿一个是应当的。可是他不要。他说:“你要支持我的工作,在福建干干净净地干事业。”我当时很感动。后来他调到福州,走之前的那天晚上我又拿着三用机去送给他,我想着反正他都要走了,应该会收下的。可他还是不要。

在福州的时候,有些单位过年会送些东西,我们分区是给1000块钱福利费,我们给他,他不要,给他送过去,他又退回来。别的一些单位送给他,他不仅不要,还会批评他们。

他在福州一般不安排加班,因为他说过,要关心保护干部,不要让干部“累吐血”。除非中央和省委有指示,事情不能过夜,或者有紧急事情,才会安排加班。加班的时候,我们如果工作到11点,就会搞一碗面条,弄两个鸡蛋,吃完了再干。他喜欢吃辣椒,伙房给炒了个辣椒,但他不吃。他说别人都没有辣椒,我也不吃。我觉得他对自己要求太严格了,就跟他开玩笑,我说:“邓小平同志还说过,我们下连队可以加一个炒鸡蛋,你加班加个辣椒算什么?我陪你也吃辣椒,不是你一个人‘搞特殊’。”他这才吃了。

他对我们这些干部要求也非常严格。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某港商投资项目开业时,福州的常委都去参加了。开业纪念品是K金做的印,大概价值一千多块钱吧。活动结束后,习书记马上召开常委会,说:“今天人家送的东西,常委通通上交。”我就把那个纪念品交给政治部秘书了。第二个,就是1992年东街口百货商店上市。那个时候,东街口是福州最繁华的地方,像北京的王府井一样,这个商店是福州第一个上市的公司,上市前要发原始股。习书记为这个事也开了一个常委会,明确提出“常委都不能去买这个股票”。

我想,习书记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认可和拥护,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行得正、坐得端,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的个人关系也很好,请您讲讲和他交往的一些事情。

赵文法:在宁德的时候,他住在地委宿舍,我住军分区宿舍,之间隔着一道小门,我们每天早晨、晚上都在一起散步,他来军分区的院子找我,我们一边走一边聊,相处就像一家人一样。

习书记个子比较高,福州的被子他脚都盖不过来,彭丽媛就从家里头给他做了床被子,准备带到福州来。可她中途还要去沈阳演出,就带着被子先飞到沈阳,再来福州。在机场候机的时候,有人认出她来了。一个人说,那个是彭丽媛。另一个说,那不可能是彭丽媛,彭丽媛怎么可能自己扛被子。

1996年他要调到省里工作了,好多人请他吃饭,他都没去。有一天他到分区来,我跟市委秘书长说,习书记就要走了,将来我们可能没机会见到他了,能不能请他来我家吃顿饺子。我是山东人嘛,习惯吃饺子。习书记一听,马上就答应了。那天他和彭丽媛都去了,还拿了两瓶酒。我家里有一瓶洋酒,是我最好的酒,拿出来准备给他喝。可他不喝,说:“你拿你们家乡酒给我喝。”我是潍坊安丘县人,我们那里生产一种酒叫“景阳春”。我把那个酒拿来给他喝,他很痛快地就喝了。包饺子的时候,我们按老家的习惯把饺子放在串盘上,因为面食比较软,底部就硌出了一楞一楞的印儿。煮出来吃的时候,彭丽媛说:“哎呀,这个饺子就跟在家里吃的一样。”她也是山东人,觉得很亲切。吃完饭,习书记和彭丽媛还主动提出和我全家合了影。

采访组:您认为习近平同志身上最鲜明的品质是什么?

赵文法:从我和他共事的经历看,习书记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相信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群众路线是他一直坚持和践行的首要原则,我不止一次从他的讲话和行动中体会到他对群众的这种拳拳之心。在宁德的时候,他经常和我聊天,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得益于在陕北插队的那七年经历,使我懂得了群众。”他还给我讲了个故事,我听了以后觉得很不可思议。他说,陕北那个地方很冷,秋天的时候苍蝇都跑到屋子里去,小孩在炕上睡觉,脸都看不见,因为上面全是苍蝇;吃饭的那个碗,也看不清里面装着什么,因为也都是苍蝇趴在上面。我说,都这样了你还敢吃饭吗?他说:“怎么不敢吃饭,老百姓都是这样子,我和他们一起吃。”

他从不讲大话、不讲空话,就是把老百姓的福祉放在心头,扎扎实实地带着干部一块儿干。他现在强调党员领导干部“三严三实”,其实在那个时候就身体力行地在做。他倡导干部要下基层挂钩,固定联系点搞调研。他建立“四下基层”制度,把群众上访变成领导下访,实打实地给群众解决困难。他还积极从基层挖掘先进典型,请他们到机关、到部队作报告,介绍先进经验,“宁德农民给干部上堂课”,解开了当时我们专武干部感到没有出路的思想包袱,当时被普遍传颂。

现在,我已经退休赋闲20余年了,作为一名普通退休干部,我能够明显感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大大提高了,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习总书记在短短4年时间里,创造了4个第一:一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以卓越的领导能力、举世瞩目的执政成绩,在我们这个大党里赢得衷心拥护和爱戴,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二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治理腐败问题上取得压倒性的成绩,老百姓满意率很高。三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赢得了世界公认,使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四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形成了自己的执政思想、执政理念、执政理论,是一个非常成熟完备的体系。作为曾经与他一起共事过的下属及老朋友,我们衷心为他高兴,为他骄傲。

(转载自2019年6月12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宁德(十):“习书记倡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即时 | 2020-11-30 07:31

宁德有人认为,我们这样一个基层地区,连“市”都不是,抓经济还忙不过来,统战工作未必有那么重要。可习书记却对统战工作高度重视,他说:“虽然宁德是一个贫困地区,但宁德是全国畲族最大的聚集地,在东南亚的华侨也比较多,而且是宗教工作的重点区。所以,闽东的统战工作任务是比较重的,要建设闽东、发展闽东,必须重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把方方面面人士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采访对象:

姚智梅,1946年11月生,福建福鼎人。曾为海岛女民兵,在福鼎县先后任大队、公社、县干部,1978年任宁德地委委员、罗源县委书记,1986年任宁德地委委员、统战部部长。2000年任宁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采访组:姚主席您好!您在宁德工作了一辈子,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您和他都是班子成员。请讲讲当时宁德的主要情况和您对他的第一印象。

姚智梅:1988—1990年,习近平同志在宁德任地委书记,我当时是地委委员、统战部部长,和他共事、相处了两年时间。对于这段经历,我既感到荣幸,也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

当时宁德确实非常贫困,而且具有特殊性,可以总结为“老、少、边、岛、穷”,既是革命老区根据地,又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岛屿很多,海岸线占全省的1/3。岛屿多、岸线长决定了宁德的“前线”地位,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没有什么建设项目。当时整个宁德的经济状况非常脆弱,被定为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9个县区中有6个是贫困县,有50多个乡镇被划为省贫困乡镇,200多万人口中有70多万被划为贫困人口,交通等各方面条件都很落后。

习书记到宁德上任,只跟我们简单开了个会、见了个面,就深入基层调研去了。短短一个多月时间,他对宁德整个面貌有了初步了解,讲到关于闽东发展的思路都能结合实际情况来谈。关心百姓疾苦、深入基层调查,是我对习书记的第一印象,也是最深刻的印象之一。不光是我,就连当地老百姓都对他赞不绝口,认为这个新书记和群众的心贴得近。

采访组:当时您分管统战工作,他对宁德开展这方面工作有哪些思路和举措?和您谈过哪些问题?

姚智梅:当时,从国内大环境来讲,我们党对民主党派人士刚刚落实政策还不久,哪些人应该团结、怎么团结,我们在政治上总觉得不好把握,有很多顾虑,工作上有畏首畏尾的情况。也有一些来自党内的声音说:“共产党为什么要去发展民主党派?”这也体现出当时我们内部对统战工作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宁德还有人认为,统战工作是大城市里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事情,我们这样一个基层地区,连“市”都不是,抓经济还忙不过来,统战工作未必有那么重要。可习书记却对统战工作高度重视,讲了很多具有指导性的话。有一次我向他汇报工作情况,他对我说:“虽然宁德是一个贫困地区,但宁德是全国畲族最大的聚集地,在东南亚的华侨也比较多,而且是宗教工作的重点区。所以,闽东的统战工作任务是比较重的,要建设闽东、发展闽东,必须重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把方方面面人士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在他的亲切关怀下,宁德1988年12月成立了第一个民主党派组织——民盟的地区委员会。他不仅亲自出席成立大会,还和彭丽媛同志一起参加了当天晚上举办的民主党派代表联欢会,拉近了和民主党派同志的距离。之后,其他民主党派组织也一一建立起来了。每次中央有民主党派的领导同志到宁德考察,他都对相关活动进行亲自部署,活动期间亲自陪同、亲自汇报。

他还建立了地委领导班子与民主党派组织挂钩、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定期走访制度,每半年或一个季度到自己挂钩的民主党派听取意见,和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知识分子、老同志谈心。

他对民主党派遇到的难题非常关心,对帮助民主党派同志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态度也很明确。有一件事情至今让我记忆犹新。民盟有位老同志,早期革命时参加过我们党的地下工作,但新中国成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民主党派人士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他提出,要求组织“在政治上恢复名誉,生活上给予照顾”,但由于依据不足,我们感到有些难办。习书记得知以后,亲自过问这件事,了解前因后果之后,与我们统战部门的同志谈心时说:“虽然这位同志提出要解决国家干部身份的依据不足,但从实际来看,这位老同志参与过宁德解放事业,参加过革命工作,做过一些贡献,我们应该对他的晚年给予关心和支持。首先要在政治上落实他的政策,为他平反。生活上虽然解决不了享受国家干部的待遇,但可以与民盟协商,帮助协调解决他安度晚年的问题。”

这件事,当时不仅当事人非常满意,在整个宁德的民主党派当中也引起强烈反响,对调动他们积极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习书记在统战工作上站得高、看得远,提出的这些思路和举措,一下子为我们在宁德开展好统战工作指明了方向,打开了思路,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感觉心里更有“底”了。

采访组:宁德是畲族聚居区,少数民族工作自然是统战工作的一个重点。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对少数民族工作提出了哪些思路和举措?

姚智梅:我刚才讲到,习书记在和我谈统战工作时,就把做好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华侨工作作为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给我们树立了“大统战”的概念。他经常讲:“宁德的统战工作不是没有事做,而是任务很重。”

我先讲讲民族工作。习书记讲过:“我们的事业涉及方方面面,千万不能漠视少数民族事业这一重要方面。”我们在交流统战工作情况的时候,他还说道:“做好宁德的统战工作,要抓住我们这个地方的特点和重点。什么是宁德这里的特点和重点?少数民族工作就是一大块,一定要紧紧抓住。”

闽东是少数民族聚居地,畲族群众有将近20万人,占全国畲族人口总数的40%,占全省畲族人口总数的70%。可以说,推动闽东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水平,就意味着推动整个闽东摆脱贫困。因为在闽东,绝大多数贫困人口都是少数民族群众。他们几千年来散落在偏僻的山区,住着破陋不堪的茅草房。习书记在宁德期间,对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非常关心,不管是在灾难救济还是在生活助困方面,财政再困难都会安排资金予以支持。

他到省里工作以后,亲自推动实施了茅草房改造和连家船民上岸工程。大概是1997年,省政协向省政府提交了一份调研报告,就是关于福建全省茅草房住户和连家船民的生存状况,其中面积最大的就在宁德。习书记看到这份报告,专门在省里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讨论,还亲自回到宁德开展专题调研,经过反复核实、论证,制定了支持闽东开展茅草房住户搬迁工程和连家船民上岸工程的实施方案。当时的省委书记以及整个省委班子对此事都非常重视,给宁德一次性拨款600万元,宁德市和各有关县也都相应做出资金投入,整个工程实现1000多户住户搬离茅草房,10000多连家船民上岸定居。习书记还从长远角度统筹考虑,出台了很多保障措施。比如,明确政府拿出土地用作连家船民上岸定居的住房用地,不能拿来买卖;茅草房住户和连家船民搬迁之后,不仅要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还要考虑他们的长远生产问题、子女读书和就业问题,配套制订具体措施。习书记说:“这样才能让他们搬进来,安心地住下去。”我深深感到,习书记对解决少数民族和连家船民老百姓的生活疾苦这项事业,是充满感情的。

习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始终重视统战队伍建设和统战人才的使用与培养。所以,当时宁德从地委到下面的县区,都十分重视民族工作。后来几次机构改革,宁德的民委队伍都没有削减,还进一步加强。他还在多个场合讲过,要用好少数民族干部、党外干部和女干部。

他到省里工作以后,对宁德的少数民族工作仍然非常关心,每年都给少数民族乡发放专门性财政补贴,大的乡镇100万元,小的也有50万元,用来帮助当地解决实际困难。直到现在,这个政策仍然在延续,而且还加大了力度。

采访组:您刚才说,习近平同志还讲到宗教工作和华侨工作是统战工作的重要方面。请您讲讲当时这两方面的具体情况。

姚智梅:习书记对统战工作的几大块讲得非常明确,除了民主党派建设、少数民族工作以外,他强调宗教方面要引导好,海外华侨要团结好。

当时,宁德个别地方出现宗教地下势力非法组织活动,这是我们做好宗教工作的重点之一,更是我们关注和治理的对象。习书记当时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仰,信仰不同是正常的,也是允许的,重要的是加强对宗教活动和信教群众的引导,绝不允许搞地下活动。参加地下宗教活动的大多数还是我们的群众,要向他们宣传好党的宗教政策,引导和团结他们形成爱国爱乡的力量。”

华侨工作也是宁德统战工作的重点。当时,宁德在外华侨有30多万人,东南亚一带有不少华侨,都是我们闽东人到那边去谋生的,他们经常在所在国组织一些乡亲会,习书记都鼓励我们去参加。习书记说:“宁德的改革开放需要外面的乡亲回到家乡参与建设。”为了更好开展工作,我们还创新工作方法,通过各种活动,调动侨民积极性,吸纳他们加入人大、政协组织,请他们多关心家乡事业,多回家乡发展经济。

习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虽然才三十五六岁,但对统战工作很熟识,也很有想法,思路敏捷、敢于创新,开展工作重点突出,考虑问题又非常周到,表现出很强的领导才能。

采访组:在您和他共事的两年里,习近平同志还给您留下哪些深刻印象?

姚智梅:在日常工作接触中,我感到他对闽东群众感情很深,为改变闽东贫穷面貌的决心很大。只要是关系到老百姓的事情,他都一一去了解;只要是关系到民生疾苦的工作,他都一一去认真落实。他经常讲:“宁德这个地方比较贫困,基础比较弱,我们必须实实在在、扎扎实实地去工作,多到基层为百姓解难题。”他也经常讲:“发展经济不能急于烧‘三把火’,而是要‘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他的比喻非常恰当,意思是经济发展不能停滞,但也不能急躁,不能想几个月就改变面貌,要发扬“滴水穿石”和“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持续不断地发力,专心做好铺垫工作,因地制宜地摆脱贫困。

他反复强调,宁德山海兼备,要念好“山海经”。在“海经”方面,他发现宁德黄瓜鱼(注:大黄鱼的别称,俗称“黄花鱼”)产业大有潜力可挖,就把黄瓜鱼育苗繁殖纳入星火计划的项目当中,专门组织对海洋产业领域比较熟悉的专家进行攻坚。之前黄瓜鱼都是野生的,不能人工繁殖。经过科研攻关,这个项目最终获得成功,宁德沿海的家家户户都开始从事黄瓜鱼养殖行业,这个产业随之形成,成为老百姓脱贫致富的一大途径。这不仅成为习书记在宁德经济发展方面实施创举的鲜活事例,而且也是他尊重知识分子、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生动体现。后来,这批开展科研攻关的技术人员还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还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习书记这个人充分发扬民主,从来不摆官架子。他对班子成员非常尊重,平时经常主动和我们沟通工作。班子会议上讨论一些重大事情,他从不轻易发表意见“定调子”,而是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每次讨论都非常充分。遇到一些一时定不下来的疑难问题,他就提出下次再议。对于一些委员分管领域的工作,他也非常尊重分管领导的意见,比如有一年,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同志要来宁德调研,习书记知道这个消息比我早,但他并没有急于部署什么,而是主动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跟我商量怎么安排,而不是强硬地下达指令。

每次我们开会,习书记都是最早到的一个,总是他等别人,而不是别人等他。如果会前也有其他人到了,他就主动和大家聊起家常,或者谈自己的一些见闻体会。记得有一次,他给我们几个先到的同志讲他出访的经历。他说,他发现我们中国人出国,总是要穿西装,不管什么天气,也不管对方有没有要求,就是这么一身西装“挂”在身上,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就是出汗了也不敢脱下来。站在街上一看,凡是穿西装的亚洲面孔都是我们中国人。他讲这个故事,是说那时候我们中国人走出国门还没有树立足够的自信。这些故事不仅对我们个人思想上有启发,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大家感觉这个书记很开朗,和大家很亲近,于是工作上就很容易拧成一股绳。他虽然年纪比我们都小,但我们都心甘情愿地服从他,因为他就是有那样一种人格魅力,有那样一种工作风范。我从内心里由衷地敬佩他,看到闽东有这样的领路人,闽东发展一定大有希望。

采访组:在日常生活中,习近平同志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可以给我们讲几个具体事例吗?

姚智梅:习书记在工作上是一个非常认真、非常务实的人,但在生活上却非常简朴,也非常节俭。他到宁德以后,用的还是前任地委书记的办公室,既没有重新粉刷,也没有买新家具,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摆设,直接进去办公。车子也还用老书记原来那一部,驾驶员也还选原来给老书记服务的那一位。平时我们都住在一个家属楼里。他搬家的时候也没有重新装修,就是打扫了一下卫生、弄了个床铺就住进去了,我也从没见有人鞍前马后地为他生活起居服务,他从来都是身体力行,没有搞特殊。平时他都和大家一样在食堂里排队打饭,如果有家人来,就是在家里起炉灶自己做饭,包括彭丽媛同志到宁德来看望他,也都是自己到市场去买菜。

习书记虽然是我们宁德地区的一把手,但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他见到谁都主动打招呼、和对方聊天,大家有什么心里话也喜欢和他讲。当时我母亲和我住在一起,她经常对我讲:“你们那个书记怎么那么可爱,我们每次碰面他都对我点点头,我普通话讲不来,他虽然听不懂,但还是冲我笑呵呵的,真亲切!”

过去我们地委机关干部每周都要拿出半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一起动手打扫一次卫生,包括各自办公室和大院。习书记只要在,都参加我们的活动,或是拿起扫把、或是拿起锄头,跟大家一起劳动,然后再回办公室办公。他的一举一动,给所有的干部树立了很好的形象,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虽然习书记为人谦虚随和,但面对原则性问题却丝毫不讲“人情”,对自己、对身边工作人员、对党的干部都提出严格要求。他首先从自己做起,从不搞轰轰烈烈的迎来送往,到宁德来上任也是很正常很低调地来,走的时候也不搞热热闹闹的欢送。地委有个别领导同志身边工作人员借着领导的名义给基层“找麻烦”,他都会非常严厉地批评教育。对当时在宁德闹得沸沸扬扬的干部违规占地盖房现象,更是狠下决心治理。当时,很多人对此事提出一些看法,认为一部分盖房的人都是具有相当职位的,涉及面太广,处理起来比较难。对此,他专门召开干部大会来讲这个问题,态度非常坚决。他说:“如果对这个问题我们不去解决,怕得罪人,我们就得罪了国家的法律,得罪了我们党的纪律。不能为了怕得罪几百人,就得罪闽东上百万百姓!”他讲了很多道理,使大家思想得到统一,很快形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共识,这股腐败之风也很快被刹住了。之后,他还牵头制定很多规章制度,进一步改进党员干部的作风。

在习书记带动下,那时宁德干部队伍整体风气是好的,在群众心目中树立了正面的机关形象、干部形象。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后,对宁德发展依然非常关注。请讲讲您了解的一些情况。

姚智梅:我能体会到,习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是真心实意为闽东振兴奉献的,虽然他后来离开了宁德,但他的心一直牵挂着这里。

我记得他在福州工作时,搞了一个五地市合作,其中就包括和宁德的对接,就是帮助宁德发展经济。他后来离开福建到浙江工作,这份感情依然不减。宁德的福鼎县和温州是福建省和浙江省交界的地方,他到温州调研时还特意把宁德的几个领导干部叫过去,向温州方面的领导交代,要多关心宁德的发展,多给宁德一些支持和帮助。温州市委市政府对我们宁德就好像兄弟一样,他们积极鼓励当地企业到我们这里来考察、投资,也邀请我们到温州招商引资。习书记调到上海工作以后,他又鼓励我们到上海搞招商引资,还专门安排时间接见我们,了解宁德的近况,这些都让我们非常感动。

采访组:后来您和习近平同志还有联系吗?他主政宁德的两年对您有哪些影响?

姚智梅:2002年,习书记即将调往浙江工作的时候,专门给我们打电话告知此事。我和几位老同志专程到省里看望他,结果到他办公室的时候,里面已经坐了很多人,正在跟习书记说话。我们就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习书记看到我们,马上站起身来,跟那些人说:“请你们暂时停一下,把这些远道而来的基层同志先请进来聊一会儿。”他对我们的这份珍视,令我们感动。

2010年,已经担任国家副主席的习书记回到宁德,和我们当时的班子成员一起吃饭。大家再次闲话家常,感觉他还是当年那个温和可亲的习书记,和我们依然是那么亲近。他还特意让我们把当初给他服务的驾驶员也叫过来,一块见见面,聊聊家里的近况。

现在我已经退休多年。我经常回想和习书记一起共事的那段日子,也经常体会他讲“宁德是一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当年,刚刚三十几岁的他来到宁德,却能对一个地区发展方向作出如此科学准确、实事求是的判断,能够提出“滴水穿石”“弱鸟先飞”“四下基层”等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思路和理念,可见他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也能看出他对“闽东振兴”这一夙愿饱含深情。而且,他以严谨的作风、认真务实的态度、一心为民的赤诚,为广大闽东干部树立了榜样,让大家能够在困难的时候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块使,所有人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可以讲,他在宁德做一把手时,扛旗扛得正,做事做得正,为人行得正,工作自然就开展得好,进行得顺。

过去在宁德,他是这样做的,给宁德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在全中国,他也带着这样的才能、魄力、胆识、情怀和作风,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旗,带领全中国人民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转载自2019年6月10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宁德(九):“习书记强调扶贫先扶志”

即时 | 2020-11-10 07:44

习书记抓住摆脱贫困这个主要矛盾来施政,在指导思路上提出扶贫先扶志,虽然我们是经济老九,但不能自暴自弃,先解决思想上的贫困问题,强调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要淡化“贫困意识”。在具体工作上,习书记则提出派干部下去驻村,给群众出点子,深入基层帮扶群众,搞山地开发。

采访对象:

钟雷兴,1945年2月生,福建宁德市蕉城区人,畲族。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时,钟雷兴任地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兼政法委书记,2000年任宁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8年退休。

采访组:钟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1988年来到宁德,推动宁德摆脱贫困是他工作的主旋律。请您介绍一下他在这方面的工作情况。

钟雷兴:习书记1988年6月来到宁德,29年过去了,可以说弹指一挥间。对于我而言,他是好领导、好班长、好朋友。他在宁德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留给我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闽东”的概念最早不仅指宁德,还包括罗源、连江,就区位而言是全省的东北部。1983年,罗源、连江划到福州,但习惯上宁德还是称闽东。从大的背景来看,习书记来的时候,正遇到国家治理整顿,原计划上的项目不能再上,国民经济进行整体调整。那时的宁德是一个贫困地区,交通、基础设施都非常落后。从福州坐车来宁德,只有一条104国道,7米宽,一走就要走4个小时。宁德又是“老、少、边、岛、穷”,我们的岛屿占全省的1/3,海岸线占全省的1/3。当时宁德在全省经济排名第九,也就是倒数第一,开会的座位也排在最后。宁德人一看从厦门调来了新领导高兴极了,就期望他能够带来大项目、大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习书记的态度很稳重。他虽然年纪轻,又刚刚履新,但他没有搞“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实实在在沉下心到基层搞调查研究,了解县情区情,特别是到老区、少数民族聚集区了解民生状况。为了做好比较借鉴,他还去参观考察了毗邻宁德的浙江温州,学习温州的经济发展模式,比如怎样发展民营企业、政府如何为民营企业服务、如何搞好城市建设等。经过耐心细致的调研,习书记得出结论:帮助群众摆脱贫困是当时第一要务。

他抓住摆脱贫困这个主要矛盾来施政,对宁德的发展思路是很清晰的。首先,他提出扶贫先扶志,先要解决思想上的贫困问题,强调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要淡化“贫困意识”。1989年8月,在习书记倡导下,地委在屏南县仙山牧场举办地委学习中心组读书班,把所有县委书记集中起来学习,统一思想。

习书记提出“滴水穿石”精神,就是强调对摆脱贫困要有坚忍不拔的进取精神,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知难而进,攻坚克难,勇于贡献。“滴水穿石”精神的确立,不仅对于推动闽东脱贫致富很重要,而且对闽东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是一大创举。他还提出“弱鸟先飞”的思想,虽然我们是经济老九,但不能自暴自弃;虽然宁德基础薄弱,但可以“先飞”;“人一之,我十之”,“天道酬勤”。习书记概括总结的这两种精神既富有创新,又非常贴合实际,闽东人民素有的奉献精神、吃苦精神、不甘落后的精神都体现到“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之中了。

这两种精神,对闽东干部队伍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全国举办第一次法律知识竞赛,我们宁德也抽调了5个人,为参赛做准备。这些同志虽然都是做司法工作的,但并不是科班出身,大家心里没底,觉得我们这种“小地方”出去的,得奖希望不大。恰好,习书记在那段时间刚刚提出“弱鸟先飞”的思想,大家有信心、有决心,经济穷但志不穷,在这种精神鼓励下,奋发向前。一个月后,我们在这场全国大赛中获得了冠军,真是振奋人心啊!行署当时还专门表彰他们,就是想用他们这种顽强拼搏、不甘落后的精神鼓舞和带动更多人。我们闽东虽穷,但只要肯努力,一样可以振翅高飞。

在具体工作上,习书记主要是派干部下去驻村,给群众出点子,深入基层帮扶群众,搞山地开发。当时我们这里最主要的产业就是“茶叶蘑菇长毛兔”,因为宁德没有大工业,也没有大企业,只能先从这些入手。对特别困难、特别偏僻的山区,就采取整体搬迁的“造福工程”,让群众能到更好的环境中去生活。

习书记对新闻媒体宣传抓得很紧。我记得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他主动提出召开新闻部门记者座谈会,与新闻媒体坦诚沟通,希望大家在闽东多宣传一些正能量,增强闽东人民的信心,鼓舞闽东人民的斗志。习书记还让宣传部门制作了一个山海交响的歌集,把闽东的好山好水唱出来,宣传出去。

习书记对民族宗教工作很重视。我们这里畲族比较多,我本身也是畲族人。畲族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对党忠诚,用叶飞同志的话讲,就是“畲族没有出过叛徒”。畲族有自己的语言、习俗、谱牒、寺庙,有节俗等传统文化,习书记对畲族文化都很了解,也很尊重。他当省长后来到宁德,我们畲族同胞就搭起竹棚欢迎他,给他挂花环、捧美酒,这些都是迎接贵宾的最高礼仪。习书记很尊重这些习俗,花环也挂,酒也喝,畲族同胞见了他都很高兴。他对畲族地区摆脱贫困、发展经济非常关注,他到福安县少数民族最多的穆阳畲族开发区调研,亲切地和当地百姓交谈,诚恳地讲:“小康建设的路上,畲族村一个也不能落下。”我看过一个资料,说习书记到了浙江以后还去过景宁畲族自治县,在那里还讲起宁德的故事。

习书记调任福州市委书记以后,仍然牵挂宁德的发展,建立了“五地市合作区”,就是福州、宁德、南平、三明、莆田5地市交流经济、人员、信息,互相促进发展。这个活动一直坚持到现在,每年开一次会。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时很注重廉政建设,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钟雷兴:习书记特别注重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在宁德,他狠抓党风廉政建设,改变领导干部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他教育干部常说一句话:“当领导不能鱼和熊掌兼得,想当官就不要想发财,不能在这里浑水摸鱼。”他的原则性非常强、非常鲜明。

当时宁德最突出的问题,是党员干部违规占地建房和多占住房。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有的领导利用公权谋私利,批地,批“三材”,久而久之,形成风气。多占住房就是一些干部占着机关的好几套房子,导致新来的干部没地方住。针对这些问题,习书记下决心进行治理整顿,先摸清情况,然后制定方案,最后进行清理、整顿、查处。

习书记很严厉地讲:“这件事既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对人民、对子孙后代担负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抓住当前群众意见的‘热点’、解决我们廉政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1988年12月30日,习书记在全区加强土地管理、整顿干部建房、查处干部建房中的违纪问题电话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次我们对干部建房问题采取的措施是‘停’、‘清’、‘理’,即从今天起先停下来,而后全面清查,再分情况进行处理。当前就是要先停,停止审批,停止施工。在这方面态度一定要坚决,不能含糊。对那些我行我素,置若罔闻,仍在审批或突击抢建、顶风冒犯的,要严肃查处。在停的基础上,各县、各部门要进行认真清查,弄清地皮、‘三材’、资金来路,张榜公布。而后,再分别情况作出处理。对违纪和以权谋私的,不仅要给予经济处罚,触犯刑律的还要依法制裁,以达到惩前毖后的目的。”这次清理整顿在宁德掀起了巨大震动,不仅收回了一部分领导干部建房的审批权限,还建立了更严格的干部私建住房审批程序。前后用了一年多时间,处理了一批领导干部,及时刹住了这股歪风,党风廉政建设的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因为此事解决得比较好,我们还曾在中央纪委华东片区工作会上作了典型经验介绍,产生了积极影响。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时联系群众的情况?

钟雷兴:习书记亲民为民,最典型的就是“四下基层”制度的建立。这是一个逐步建立起来的过程。一是信访接待下基层,宁德当时的来信来访比较多,一到地委信访日人山人海,应接不暇,群众的问题也很难及时得到解决。鉴于此,习书记就提出信访下基层,他自己带头,按领导的挂钩县,每个县确定一个信访接待日,领导直接到县里给群众解决问题。第一个信访接待日安排在霞浦县。这样,群众上访转变为领导下访,便于了解群众需求,解决实际问题。二是现场办公下基层,现场办公要解决问题,领导干部要带着相关部门去帮助下面解决困难。三是调查研究下基层,每个领导干部都有自己的挂钩县,习书记的挂钩县是福安县。四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领导干部下去不仅要调查研究、接待信访,也要负责宣传,不能光在台上作报告。这4个举措密切联系群众,对解决群众呼声强烈的主要矛盾起到了很大作用。

习书记在宁德经常下乡调研,关心群众生活,他去调研要听真话,要“三看”:一看路面,二看屋面,三看桌面。进村先看村里道路是否平整干净,村容村貌怎么样;二是看看群众住的怎么样,家庭条件怎么样;三是掀开桌罩看看老百姓吃什么。他这些举动都是很接地气的,而且一直到当总书记以后也是如此,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在生活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

钟雷兴:习书记生活很简朴,从来不搞特殊化。他从厦门到宁德当地委书记,一是办公室没有换,也没装修;二是车和司机都没有换,还是坐那辆老书记用了十几年的旧车。吃就吃食堂,吃完饭在地委大院里散散步。

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宁德很穷,大家见到一部好车,就很关心。厦门市政府赠送给我们行署一辆小中巴作为公务用车,但外界不知道这是赠送的,又是公车,看到地委大院突然有部好车,有人就告状告到上面,说习书记来宁德以后搞特殊,买进口车。当时我是纪检书记,向习书记报告了这个信访情况,向他征求反馈意见。习书记为人坦荡,态度也很干脆,说:“我不用看了,你实事求是地反映上报就行。”

当时我还分管精神文明建设,组织过几次机关集体劳动。我们地委大院小东门外有一条水沟,一到下雨水就漫起来,我就组织党政军干部开展为期一天的清沟活动,习书记也亲自参加。那个沟下面很脏,夏天蚊虫又多,他却不怕,挽起裤管就下去,和我们一起干。还有一次搞清水渠劳动,他也很积极,自己扛着锄头和大家一起走在队伍里,一点都不像个地委书记。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后,您和他还有联系吗?

钟雷兴:习书记在省里的时候,我去福州,有时候到他家里去,有时候到他办公室去。他听说我去,再忙也都安排见一下。

2010年9月,习书记回到宁德来看我们,和我们这些老班子成员合影,还有吕居永老书记,一起共进午餐。大家在饭桌上畅谈往事,非常亲切,无限感慨。习书记说:“当时闽东人有三大梦想,一是建设中心城市,二是通高速公路、建铁路,三是开发三都澳。当时的情况是,国家治理整顿不能上大项目,三都澳是台海前线,要顾全大局,只能实实在在地把群众贫困问题先解决。后来三都澳部分开放了,高速路、铁路也有了,2000年底也撤地改市了。这样看来,我们当初坚持‘不烧火’,扎实带领群众摆脱贫困这条路没有走错。”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主政宁德对他以后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哪些影响?

钟雷兴:总体上讲,习书记在宁德任职期间的理念和实践,可以用4句话形容:亲民为民,责任担当,反腐正风,创新发展。我具体谈两点认识。第一,地区层面的工作很重要,这是上对高层、下对基层的位置,既要有着眼全局的顶层设计,又要有具体的工作部署,这些对于当时的习书记来讲是一种极大的锻炼。第二,习书记在这里的实践,比如扶贫工作、党的群众路线、反腐倡廉、转变作风,对他思想理念的形成很有启发。我相信,他在全国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和他当年带领宁德摆脱贫困积累的经验是分不开的。习书记在宁德的时候,经常讲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些亲民务实的理念都为他治国理政思想打下了坚实基础。可以说,他在地委书记层面,已经对党政军都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和管理,也算是治国的一个小小缩影。

采访组:您如何理解习近平同志讲的“宁德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钟雷兴:习书记说“宁德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这是他的由衷之言。第一,闽东的山山水水有他的足迹,一直映在他的脑海中;第二,闽东人的真情、闽东人的朴实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三,他在闽东干出了一番事业。有这三条,他说宁德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是深情,是印象,也是期望。他即使到省里、到浙江、到北京还依然深情地关注闽东。

最近有一件事让我很感动。我们宁德市蕉城公安分局局长作为全国公安系统先进代表到北京参加表彰大会,还受到习书记的亲切接见。习书记走到他面前和他握手的时候,他说:“习书记,我是宁德的。”习书记一听,马上停下来,和他握手握了很久。那个公安局长特别兴奋,回来以后逢人就讲,觉得特别骄傲。我们非常理解习书记对闽东的这种深情,也不会辜负他对宁德的这份期望。

(转载自2019年6月7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宁德(八):“习书记在宁德是以‘三个先、三个再’原则开局的”

即时 | 2020-11-09 07:20

习书记做事很有自己的方法论:一是先调研再发言。他不是一来到宁德就有了现成的答案,马上就讲出一套东西,而是立刻下去调研,把宁德9个县跑了一遍。二是先思想再行动。闽东人的思想需要统一,统一了才能团结一致形成力量。三是先敬人再敬己。尤其尊敬两种人,一种是闽东的驻军,常常拜访他们,了解情况,征求意见。一种是老同志,经常向他们请教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谈自己的想法。

采访对象:

汤金华,1940年2月生,福建莆田人。1988年任宁德行署副专员,1990年12月任专员。其后任福建省水利厅厅长、省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

采访组:汤厅长您好!我们听说您和习近平同志是1988年一同到宁德上任的。请谈谈你们最初结识的情况,以及当时宁德的状况。

汤金华:从1988年算起的话,我和习书记共事的那些日子距今快30年了,但感觉并没有那么遥远,很多事至今印象深刻。

习书记是1988年6月初从厦门到宁德的。当时他没有带家属过来,我和班子其他两名同志也是单身汉,所以我们同住一栋楼,同吃一个食堂,甚至一同运动,饭后散步。宿舍楼与军分区一墙之隔,楼下有个小门,推开进去就是军分区院子。如果我们4个人都在家,在食堂吃完饭就会不约而同到军分区走走路,边走边聊工作,无所不谈。过去大家没有交集,因为这样一个机缘,走到一起,相处得非常融洽。当时很多人都称我们4个是“快乐的单身汉”。

当时闽东的状态大概可以归纳为5句话:班子不全,贫困后进,“杜案”影响,人心繁杂,期望值高。首先是领导班子残缺。老书记吕居永同志超龄主持工作多年,班子缺口没有补充。其次是贫困后进。宁德又叫“老、少、边、岛、穷”地区,全省经济排名最后一位。还有“杜案”影响。“杜国桢案”是以“对台贸易”为名进行走私的重大案件,案值2320万元人民币,首犯杜国桢被依法判处死刑,当时一个副专员、几位县级领导和一些企业厂长都牵涉其中,在宁德甚至整个福建省震动都非常大,一些干部的工作热情受到影响,情绪非常低落。然后就是人心繁杂,对宁德发展的前景有人乐观有人悲观。有的人焦虑,说谁能来帮助宁德发展呀,这里太落后了。有的人又悲观失望得很,认为宁德“天生不足”,干什么也没有用。总之什么声音都有,思想上很混乱。最后呢,大家期望值又很高。大家知道习书记从厦门过来,又有中央高层的背景,就认为宁德一下子可以实现跨越发展了。实际上,这是不现实的。当时国家的宏观形势是治理整顿,控制基建规模,大的项目不能上,已经上了的有的也要下马。我们作为地委班子成员,都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采访组:你们在那样的背景下到宁德,习近平同志作为班长提出了哪些发展思路?

汤金华:现在回忆起来看,习书记做事很有自己的方法论,我把它归纳为“三个先、三个再”。一是先调研再发言。他不是一来到宁德就有了现成的答案,马上就讲出一套东西,而是鲜明地强调,按照原来地委的部署,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立刻下去调研,把宁德9个县跑了一遍。二是先思想再行动。闽东人的思想需要统一,统一了才能团结一致形成力量。三是先敬人再敬己。尊敬尊重是相互的。习书记对在闽东工作的同志都非常尊敬,尤其尊敬两种人:第一是闽东的驻军。他对部队的同志特别尊重,常常拜访他们,了解情况,征求意见。第二是老同志。那时候宁德离休同志很多,不少都是在闽东工作了十几、二十几年退下来的,习书记经常向他们请教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谈自己的想法。面对宁德当时那种形势,他就是本着这样“三个先、三个再”原则开局起步的。

1988年9月,习书记在充分调研思考基础上提出了“弱鸟先飞”的思路,他认为,要除去悲观、树立信心,多谈优势、淡化贫困,明确目标、贵在实践。为什么是这样的布局呢?因为当时宁德干部群众的悲观情绪比较严重。落后的现实,加上“杜案”影响,各种各样的“等靠要”思想流行,如果信心不树立起来,工作怎么干得好?所以要转变观念,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当然,干也不可能一口吃成个胖子。习书记提出的主要目标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是摆脱贫困,第二是脱贫致富,第三才是奔向小康。那个时候还没有提全面小康。我们刚到闽东,还正处在一个摆脱贫困的阶段,离脱贫致富有相当的差距,只能逐步先富起来,才能谈小康,否则说得再早再好也没有用。因此,对于这种理念和思路,要赢得大家发自内心的认可,然后才能在实践中收到实效。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中,可以看到他关于脱贫工作的态度和要求是一贯的。中国有这么多人,不从整体上根本上摆脱贫困,就无法谈真正意义的现代化。今天总书记讲,脱贫路上不要让一个人掉队,就是这个道理。摆脱贫困,始终是他心灵最深处的情结。

在推动工作中,面对治理整顿的形势和各式各样的论调,他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第一,虽然治理整顿期间不能上新项目,但前期工作不能松。不仅不能松,还要加强。这是一个很新颖的观点。闽东后来一些大项目,前期实际上都是那时候开始做的。他带着我们一起跑北京,跑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这些部门的同志很坦诚地告诉我们,现在要马上给你们立项目下文件很难,几乎不可能。但是工作你们坚持做,项目的前期推进不能停,做好充分准备,一旦条件成熟就迅速启动。尽管如此,习书记认为搞好基础设施建设是宁德经济发展的大前提,所以还是在积极争取之下修通了宁德到罗源的汽车专用线。当时的汽车专用线和现在的高速公路比起来,标准可能稍微低一点,但实质都是一样的。今天我们从宁德到各县去的这段路,就是当年的汽车专用线。我们还搞了桑园电站和黄兰溪电站等,为闽东后来工业发展奠定了电力基础。穆阳溪梯级电站是后来建的三级40万千瓦项目,前期工作都是当时我们做的。第二,治理整顿对于闽东来说恰好是个发展机遇。这也是习书记提出的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他指出,治理整顿是为了加强内部管理,更好地提高效率。无论是农业方面还是工业方面,在市场不好的情况下,提升竞争力,搞集约式发展,都很有必要。他的这些观点跟别人不太一样,不是说治理整顿就没事情干了,而是大有可为,正是需要牢牢把握的发展机遇。

习书记在宁德的会上经常讲,闽东的发展,不能不急,也不能太急。当时宁德在福建9个地市排名最后,和其他地市差距大,不能不急。但也不能太急,太急了脱离实际,得不偿失。他提出发扬“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要一点一滴扎扎实实地做下去。他还多次提出一句话,“行百里者半九十”,强调做事要善始善终,不能是今天加油干,明天碰到困难就退缩了。一旦确立好目标,就沉下心来,一步一步向前走。摆脱贫困,不能说一下子就要奔小康了。工作要抓紧,更要扎实,久久为功才是正道。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提出“四下基层”的工作要求,您能谈谈这方面情况吗?

汤金华:“四下基层”是习书记来宁德后带动起来的一套制度性工作要求,坚持得很好,核心是转变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其中第一项要求——信访接待下基层,我参与得比较完整和系统,主要说说这方面情况。

为什么首先是信访接待下基层呢?因为当时的社会状况很不乐观,来信来访问题非常突出。闽东的来信来访是最多的,信访量全省排第一。每次听说省里领导来了,就可能有人拿出一条红布拉起来,跪在那里拦访,领导们碰到这种情况也没办法。该怎么办?习书记说:“老百姓上访说明他们有话没地方说,没办法了才来找我们。他冲上来拦车,也不容易,至少要打听出来领导什么日子来,什么时候从这里过。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上访,要打主动仗。”他说,上访看起来是件消极的事情,但多数情况都是事出有因,关键的问题还是出在上面。所以要多为老百姓着想,不要怕“访”,主动深入基层,把接访当成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好机会。

信访接待下基层,是1989年初地委召开工作会议之后启动的。先由地区班子成员和有关部门组成一个大的接访组,到了某个县,再把县班子的主要领导加入进来,共同参与接访。时间一般选在周末,地点在学校里。大的接访组一分为四或者一分为五,每个组里都配有地委的同志和县里的同志,一组占用一个教室。来访群众排好序,一个一个把自己的信访材料拿过来,我们认真接待,认真研究。

这项工作开展起来之后,逐渐形成常态化,地委每个月都组织接访组到一个县里接访一天。每次信访接待之前,还要在县里大造舆论,或进行广播,或发通知贴告示,必须告知到每个老百姓。“第一炮”就选在霞浦县,第二个月到福鼎县,再往后到福安县,直到9个县轮一遍,用了将近一年时间。

每次信访接待之后,各组要把收集到的问题分门别类,然后请地、县各部门把问题领回去解决。基本的要求是,每一封信、每一个群众反映的问题都必须答复,不管能不能解决,都必须有所交代。信访接待下基层,广受群众欢迎,来信来访量随之急剧下降,除了几个“硬骨头”问题,几乎都没有了。

按照规定,地委和行署各位领导要轮流参加信访接待下基层。但难能可贵的是,习书记全程参加了每一次信访接待,而且还特意交代我每次都和他一起去。

习书记经常给我们讲,下基层接访其实是一种很好的调研,可以掌握很多一手情况。每次接访开始之前,在筹备工作之中,县里都要全面介绍情况,这是一个学习了解的机会。在接触群众时,又能了解很多实际情况,这些都是坐在机关办公室里得不到的。我感觉,“四下基层”的制度里面,渗透的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非常鲜明地体现了习书记执政为民的立场和情怀。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期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汤金华:1989年春夏之交,宁德县和福安县交界地村民发生了激烈冲突,习书记临时决定让我去处置事件,这次经历也让我感受到他的做事方法和智慧。

宁德地区有一条河叫做霍童溪。这条河流到东海去,入海口有一个岛,叫云淡岛。岛上有个云淡村,属于宁德市蕉城区,有3000多人。自古以来,这个岛处在江海交界的地方,村民靠水吃水,民风比较彪悍。岛对面有一个村,属于福安县的下白石镇,叫南浦村。这个村人不多,只有500多人。两个村正好都处在海水和淡水交界的地方,每年到了固定的季节,滩涂上自然生长出很多蛏苗,遍地都是,两个村子的人都争着去捡,捡着捡着就抢了起来,最后甚至动起手来。这边说是我的,那边说是他的。这种争斗从历史上就不乏先例,从明朝打到清朝,从清朝一直打到1989年。只不过这次矛盾纠纷闹大了,演变成械斗,伤了很多人。500人肯定打不过3000人,所以斗得最凶的时候,南浦村的500多人都被打到山里面躲起来了。这边云淡村的人就冲到南浦村民家里面,一通打砸,把人家屋里的生活用品都毁了。

我当时到现场看完,就回来向习书记汇报,说这事牵扯到两个县,只能由地区来协调处理。他听了,就决定叫相关部门来开会。习书记在会上突然点了我的名,让我来想办法处理。他说:“抛开历史上的争斗不管,我们是共产党领导,有党的各级组织,要有起码的觉悟,决不能给这种争斗私利的事情再留空间。”

习书记的话给了我很大启发,让我联想到宁德历史上一个处理土地纠纷的案例。清朝的时候,古田县属于福州府管,宁德县归福宁府管,两个县相邻,曾为一块山林打过官司,也是一边说是我的,另一边说是他的。争执不下,就跑到省里面找巡抚。可闹来闹去,谁都拿不出证据。没想到巡抚开口说道:“寧(‘宁’的繁体字)一心,德一心,心心偏向;古十口,田十口,口口无凭。”既然都没有证据,就把此地收归省管,到此为止。由于行政区域变动,这段山林今天在屏南县黛溪镇与蕉城区的分界处。

随后我就去约见了两县领导尤其是两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进行协商,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讲明在共产党领导下,不允许出现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情。为避免今后再出现类似事情,就把有争议的那块滩涂上交归地区,由地区水产局来管这块地。两个村谁都不能再私自去捕捞养殖等,更不允许打架。事情很快平息了,我给习书记汇报处理意见,他表示支持和赞同。2010年,习近平同志回到福建,还关心这件事,知道双方没有再冲突过,感到很欣慰。这件历史遗留的问题,他考虑比较周到,对于应该怎么处理,也给我有一个交底,如果把精力集中在分割利益上,缺乏互尊互敬的态度,事件就可能留下隐患,甚至扩大升级。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以后,根据您的了解,他还对宁德有过哪些支持和帮助吗?

汤金华:习书记很重情义,离开宁德后,仍然十分牵挂宁德的发展。他到福州任市委书记的时候,曾经帮助宁德解决很多发展问题。当时福州的第一化工厂是个效益很好的知名企业,要搬迁,搬去哪里,大家争得很厉害。最后习书记在充分发扬民主、综合考虑后,拍板说:应当迁到宁德屏南。这个企业就是现在的榕屏化工厂。

宁德市区现在规划建设得颇有些规模,与他当初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当时习书记已经到省里工作,省侨办手里有一笔重要的土地资源,就是宁德人民围海造地的东湖塘华侨农场。20世纪60年代,越南和印尼排华,为了安排两国的华侨归民,省里办了这个农场。到了90年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批华侨大部分去了香港,农场就成了有待开发的宝地。得知这个事情,我们就跑到省侨办想要这个农场,可省侨办也没有决定权。我们就找到习书记,请他代表省里向国家侨办申请,最后就把这万余亩土地批给了宁德。宁德市区后期的发展,基本上就是在这片农场土地上铺开的。

还有一件事情。1952年,国家政务院专门下发文件,指示解决畲族儿童上学问题,办了一批小学,专门招收畲族的孩子。到了1958年,这批孩子小学毕业了,考虑到畲族的文化总体比较落后,国务院非常重视,就决定成立一所中学,这就是宁德民族中学。这所民族中学,无论是国务院还是省里,都十分关注。习书记在宁德期间也多次关心,说:“教育方面我们宁德相对比较落后,但是民族中学的牌子是很响的,因为人无我有,这是闽东的特点和优势。”这所学校建校50周年的时候,习书记已经调走了,但他还专门给这个学校题了词。

采访组:在您个人与习近平同志的交往中还有哪些记忆犹新的故事吗?

汤金华:从我个人感受来讲,可以用4个词形容习书记:随和、谦逊、善良、刚正。他为人很平和,不造作,也没有架子。我们经常饭后一起散步,无话不说。由于我年长一点,在福建工作经历较久,有些风土人情,他很喜欢向我咨询了解。他待人很友善,但也很刚正,小处不渗漏,原则问题不能破。许多平时非常好的朋友,带名贵礼品来看望他,或者是节日生日,想表示个“意思”,他都不接受。他总说:“我不需要这些,正常的往来最好。”

2010年,他来福州调研,还把我们这些在宁德共事过的老同志们叫到一起,开了个座谈会。大家畅所欲言,无话不谈,最初安排40分钟,实际聊了快两个小时。他跟我开玩笑说:“我要批评老汤啊。”我一愣,心想习书记以前都没有批评过我,现在怎么会批评我?他接着说:“当年你们家爱人做的兴化粉真好吃啊!可就是你们那里的风俗习惯太糟糕,客人来了,女同志不能上桌。”的确,在宁德的时候,他经常到我们家里吃饭,我老婆每次都炒兴化粉(莆田特产)给他吃。20多年过去了,他却没有忘记这些小事,让我非常感动。

总的来说,在与习书记短暂的共事经历中,我有三点突出的感受。一是亲和力,他待我们好像兄弟一般。二是信任感,我们对他可以无话不说,他决定的事情,都是对的。三是钦佩感,对他的学识、才能和作风都由衷的敬重,历久弥坚。

(转载自2019年6月5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宁德(七):“习书记在宁德就提出以辩证思维看待财政经济问题”

即时 | 2020-11-06 07:17

习书记专门就闽东财政经济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充分展示了他的辩证思维。他认为,财政经济绝不是只管收支的钱袋子,而是调节经济的大杠杆;运用财政杠杆的调节作用,决不能简单认为是给某某地方多发几个钱,向某某地方多收几个钱,而应产生于正确处理好财政经济的几种关系,比如全局和局部的关系,紧缩与发展的关系,多办事与量力而行的关系。

采访对象:

张学清,1945年7月生,福建连江人。1985年4月任宁德行署副专员,1994年任行署党组副书记,1995年任行署常务副专员。1996年8月任福建省物价委党组书记、主任,2000年2月任省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2005年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2008年12月退休。

采访组:张学清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时,您是行署副专员。他刚到宁德时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

张学清:习书记到宁德时正值夏天,天气热得很。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却像一袭清风,让人耳目一新。他给我的最初印象可以总结成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开场不把锣鼓敲”。在一般人印象中,新官上任三把火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但习书记却不然。他刚到宁德那天,我们班子成员集中到老地委大院二楼的会议室,原本以为会是一次隆重的欢迎仪式,可没想到习书记一点也不摆领导的架子,不仅着装朴素,而且也没有因为到一地主政就高谈阔论或是立下“豪言壮语”。相反,他只是言简意赅地向大家表了个态,表示在宁德一定做好自己的工作。这个见面会很快就结束了,让我们这些参会的同志感到有点意外。

二是没想到人刚来就“失踪”了。习书记到任以后,我们都做好了他找我们谈话了解工作的准备,但等了好久,我们发现他谁都没找。大家都很奇怪:新来的地委书记怎么好像“失踪”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刚到宁德没多久,就立马下乡去调研,一走就是一个多月,一走就走遍了宁德的9个县,而且还去了相邻的浙江省部分地区。

三是没想到他要换种方式带领宁德干部“冲一下”。有一次他在和我谈话时说起,他到宁德上任之前,福建省委主要领导曾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到宁德能够好好地“冲一下”。习书记说,他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我听了感到很兴奋。因为当时我和所有宁德人一样有着共同的心愿,就是希望宁德能够抱上“金娃娃”,改变落后面貌。应该说,当时宁德经济发展的担子很重,从外部环境讲,全国正处在治理整顿阶段,通货膨胀严重,各地发展都受到制约,都在“收”;从内部环境讲,宁德作为“老、少、边、岛、穷”地区,欠账太多,关键是穷。而且,宁德为了国家和地区战略发展需要,做出了很多贡献甚至牺牲。比如说,原来古田溪水电站是福建省装机规模最大的水电站,但发出来的电主要供福州使用;宁德三都澳港是世界少有的良港,但为了国防需要,一直没有开发。听习书记说要“冲一下”,我心想,我们自己本身有港、有电,如果习书记再能拉来大项目,宁德一定能够快速脱贫。可没想到,他又对我说,宁德经济发展,慢不得,也急不得。我心想,这要怎么“冲”呢?没想到没过几个月,他就在地委工作会上提出“滴水穿石”的观念。

习书记说,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要受历史条件、自然环境、地理因素等诸多方面的制约,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滴水穿石般的变化。他提倡立足实际又胸怀长远目标的实干,而不是不甘寂寞、好高骛远的空想;他提倡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而不是新官上任只烧三把火那种希图侥幸成功的投机心理;他提倡锲而不舍的韧劲,而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散漫。他当时就讲,“几任干部一本账、一任接着一任干、任任干给群众看”,与当今提出的“功成不必在我”是一脉相承的。

可以说,当年的习书记给宁德带来了全新的发展理念,而且的确用这些全新理念带领宁德“冲”出了新局面。

采访组:从您当时分管领域的角度看,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哪些全新的发展理念?

张学清:我当时协助专员分管财政工作,习书记虽然是党委一把手,但对经济发展非常在行,提出很多新颖而且切合实际的观念。比如,他认为闽东的经济建设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农民问题,闽东要发展,就要走一条“大农业”的路子,即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立体农业,以农业商品观念替代以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观念。再比如,大家都知道习书记在宁德提出“弱鸟先飞”的发展理念,他意识到当时干部群众普遍存在“等靠要”思想,希望国家多拨资金,多安排一些计划内原料,但他指出要把解决原材料、资金短缺的关键,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来,这种思想意识的转变是“先飞”的第一要义。他还强调商品经济建设不能搞政治和经济“两张皮”,各县的五套班子都要围绕经济建设来做好本部门的工作,搞“经济大合唱”。他在基层调研时听到有不少同志反映乡镇非经济工作牵扯了乡镇干部的大部分精力,就提出要杜绝这类状况,强调乡镇干部的主要精力和时间要用在经济工作实践上。这些观念和要求,在今天看来都是有现实意义的。

习书记专门就闽东财政经济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充分展示了他的辩证思维。他认为,财政经济绝不是只管收支的钱袋子,而是调节经济的大杠杆;运用财政杠杆的调节作用,决不能简单认为是给某某地方多发几个钱,向某某地方多收几个钱,而应产生于正确处理好财政经济的几种关系,比如全局和局部的关系,紧缩与发展的关系,多办事与量力而行的关系。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提出正确处理增加财政收入与搞活企业的关系。当年宁德很穷,我做财政工作有切身体会。1985年我刚接手工作时,宁德一年的财政收入才5000万元,还比不上邻市一家酿酒厂产生的利税贡献。后来我向习书记汇报工作时谈到这些,他却对我说,要有大财政观念,不能把增加财政收入理解为“卡紧企业”,只有企业发展了,财政收入才有源源不断的活水,水涨船高、泉大水足就是这个道理。

习书记讲话通俗易懂,经常用很形象的语言表达一些抽象的道理。比如谈到利税大户和普通企业的税收问题时,他指出既要抱好西瓜,又要捡好芝麻,一点一滴都要做好,积少成多。增加财政收入要与搞活大中型国有骨干企业相结合,要有“先予后取,培植财源”这样远见卓识的财政观,讲究“欲取姑予”的艺术,不做“竭泽而渔”的蠢事。他还强调,在当前治理整顿、紧缩银根的情况下,财政部门更要通过资产融通,大力支持工农业发展。这些话在当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在增加财政收入问题上,他还强调要处理好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既要积极争取外界支持,更要深挖自身潜力发展地方经济。这与前面讲到的他提倡“弱鸟先飞”也是一致的。

我有一组数字,1990年福建全省财政收入209亿元,宁德只有2.3亿元;但从增长幅度看,全省“七五”期间财政年均增长17.3%,宁德年均增长27.3%,超出10个百分点,进步是显著的。从具体工作上讲,乡财建设、特产税管征在全省都得到认可,习书记在宁德开展经济工作的成效也得到了广泛认可。

采访组:在具体工作中,习近平同志给您留下哪些深刻印象?

张学清:习书记在宁德期间,有两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治理宁德标会“会灾”。“标会”是一种民间融资形式。农村里相识的村民你出一些,我出一些,大家把钱集中起来,轮流使用,有人把它当作救急良药,有人把它当作理财工具。但由于这种形式是游走在法律之外的,风险极高,不断发生“倒会”卷款潜逃事件,让不少老百姓血本无归。这在当时的宁德一度风靡。我记得1988年底的时候,原宁德县(今蕉城区)出现了一起涉及2万多人的“倒会”事件,涉案金额大,超过亿元,一些机关单位的干部也牵涉其中,影响极坏;性质复杂,其中正当的民间融资与非法的金融诈骗卷在一起;时近春节,一个县的城关镇近一半人牵涉其中,许多人为了要账到对方家里搬东西、砸东西、打人甚至非法拘禁,已影响到社会稳定。

1989年元月,地委连续两次专门听取关于这次“会灾”事件的汇报,问题集中到两点上:一是如何定性,二是如何处理善后。当时基层有个说法,希望政府出一种“会票”,当作官方担保的“中间人”,可这样无形中会给政府带来负担。面对这些问题,年轻的习书记明确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不要随意定性,要按证据办事。他考虑涉及的普通百姓较多,不宜轻易定性,但对其中个别明显属于金融诈骗性质的,该抓就抓,绝不姑息,对于大多数群众还是要持保护态度。第二,政府“会票”不能发。他提出,要重视民间调解方式在此类事件处理过程中的应用。这个话一出,解决方法就很活了。比如我暂时还不了这个钱,就让我家族中有声望的亲人做担保,平息各方争执;家里有什么物产,也可以用来抵一部分欠账。总之,就是运用各方愿意接受的民间调解方式来解决民间纠纷,而不是盲目把矛盾上交给政府。我们当时觉得习书记这个意见非常好,就是充分发挥民间力量来解决老百姓自己的事,事半功倍。第三,他强调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各级政府要加强力量,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控制事态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确保老百姓过一个平稳的太平年。

当时“会灾”导致许多群众跑到地委行署办公楼上访,甚至经常出现闹访现象,我们的干部一度很挠头,不知所措。习书记这样子一表态,大家心里都有了主心骨,开始沉下去耐心做群众工作,县里也组织公安、信访、财政、银行各领域大量干部,深入涉案群众家中帮助解决问题,慢慢就把“倒会”问题平息下去了。可以说,没有习书记当时提出的成熟沉稳的指导思想,没有他当时快速反应的应变处突能力,没有他对基层工作、对群众的殷殷深情,是很难很快把这件事妥善解决的。我们大家都很钦佩他。

还记得在那一年的年终考核中,省委组织部向班子反馈对习书记的评价,有句话得到大家一致认可,那就是他到宁德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树立起很高的威信”。确实,虽然我们与习书记在宁德共事只有短短两年时间,但他领导有方,指挥有力,作风过硬,大家的心情都很舒畅很愉快,对他是口服心服。

另一件事就是他支持在宁德开展“三教”活动。“三教”就是重教、支教、爱教,营造全社会重视教育、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的浓厚氛围。习书记当时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那时省里也下达明确要求,要在1990年之前实现教育“一无二有”,即无危房、有课桌椅。20世纪80年代末,虽然改革开放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但国家的贫困面貌还比较普遍,像我们宁德,很多学校没有专门的校舍,学生们在寺庙、祠堂里上课的比比皆是。还有一些就干脆在危房里上课,学生自己从家里搬着小凳子来读书。那时候教育系统有一组统计数据,宁德农村的教学危房有14万平方米,建在祠堂、寺庙里的校舍还有23万平方米,课桌椅缺少3万套。习书记把这件事当成扶贫惠民的一件大事来抓,1988年9月19日,他召开班子成员办公会,专门研究教育问题。他讲到:一是要肯定成绩看差距,把教育搞上去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二是一定要下决心解决薄弱环节,办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这包括我们提到的改善办学条件实现“一无二有”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解决各地欠发教师工资的问题,稳定教师队伍;三是强调要分层次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不久后,也就是1988年11月,在地委工作会议上,习书记提出把开展“三教”活动作为新一年一项重要工作来落实。1989年1月还正式出台了实施意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切实落实领导责任,把是否开展好“三教”活动作为年终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采取地、县、乡共同出资的办法,限期解决“一无二有”问题,凡是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的,不准盖新的办公楼、宿舍楼;验收工作安排在当年年底,要用解决群众关心的教育问题成效检验各级干部的工作成效;拖欠教师工资问题也要同步解决,等等。后来,宁德的这项工作成果得到了省里的高度肯定,充分体现了习书记把教育事业当成民生工程抓紧抓实的务实作风与为民情怀。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把“四下基层”作为工作常态,当时您在参与过程中有哪些体会?

张学清:习书记在宁德提出“四下基层”,是他亲民务实工作风格的又一体现。当时我分管信访工作,但却是“新手”,之前没接触过,心理上有一点畏难情绪,甚至有一点担心。担心什么呢?一是怕没事找事,引火烧身;二是怕群众的工作难做,万一碰到胡搅蛮缠的怎么办;三是担心群众提出的问题解决不了;四是担心“四下基层”的机制难以持久,最后变成“半拉子工程”。当时和我有同样想法的同志还有一些,大家也都很期待,想看习书记会怎么干。没想到,他工作起来非常有章法:首先要求工作人员在基层发布公告,告诉群众我们要在哪天、在哪个地方现场接访、现场办公;随后组织各有关部门,要求大家主动谋划,预判群众可能会提出的问题,提前考虑应对方案,并做好内部分工;最后,要求当天接访结束后各部门要自行小结,明确每件事落实部门和时限,争取尽快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后来,他本人亲自带队到基层接访,倾听群众所急所盼,可以说是以上率下,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宁德“四下基层”的工作机制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当时省委还专门把全省各地信访局局长带到宁德展开现场观摩,学习我们的好做法。这项工作在宁德一直持续到今天,从未间断。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三进下党”的事迹至今被广为传颂。您当时有没有参加,有哪些切身感受?

张学清:我参加过一次,就是习书记1988年7月19日第一次步行到下党那次。他带领班子有关成员和相关委办局的18名负责同志一同深入下党乡,既是去调研了解情况,开展现场办公,也可以说是带我们进行一次现场教育。

下党当时实在太穷了。不要说基本的公共设施建不起来,平时吃饭只有盐巴调味,连酱油是什么都不知道。当时人多去了几个,连开会场所都没法子解决,在廊桥那里开会、吃饭和休息,就是习书记亲自敲定的。我们看了以后,确实很受触动,觉得不把这样的乡村百姓拉出穷窝,就对不起自己的头衔和职位。我相信习书记一定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后两次再进下党,都是他自己主动去的,那里百姓的生活始终牵动着他的心。

采访组:后来习近平同志到福建省委工作,和您还有工作交集吗?

张学清:我1996年离开宁德到省直单位工作,任省物价委主任,那时候习书记已经在省委任副书记,分管“三农”工作。当时全省刚刚宣布村村通路、村村通电、村村通广播,是一件为民惠民的实事。但在通电问题上,就出现了“三乱四电”现象,即乱收费、乱加价、乱集资,人情电、关系电、权力电、偷窃电。反映最突出的就是乱收费乱加价问题,惠民的好事一度出现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乱象,当时《人民日报》还对福建这方面问题进行过披露。习书记对此事非常重视,亲自听取汇报并出席专题工作会。我们当时下了决心,一定要把电价压到1元以内,习书记知道以后非常支持,还支持我们开展舆论监督,提倡全省农民凡是遇到电价超过1元的有权拒付。在开展集中整顿的第一年,我们就为全省农民减负5个亿,第二年又减少3亿多元,受到广大农民的好评。

2000年2月,我调任省地税局局长。那时候习书记已经是省长了,主管财政金融工作。他交给我两项任务:一是“带好队”,就是带好税务这支队伍。当时地税系统是从省到乡镇垂直管理,整个队伍有12000多人,都是“吃皇粮”的,要管好不容易。二是收好税。他下达给我们一个硬任务,就是帮劳动厅(也就是现在的社会保障局)做好社保费的收缴工作。起初,工作实施起来我才发现面临三大阻力:一是企业方面的阻力,因为收费就牵动企业,企业的负担客观上就会加重;二是随着企业负担加重,反映到政府层面,有的地方就会担心影响引进外资,继而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三是来自我们税务系统内部,不少人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毕竟税务局按理讲是依法收税,社保费收缴当时不是我们的分内工作。在认识没有统一的情况下,这件事的确很难办。

我向习省长汇报了自己的为难之处,他听了表示很理解,说完成这项任务,如果在人手、设备上有困难,都没关系,他会帮助我解决,但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各方面的思想工作。他说,要给大家讲清楚,这个事是关系到福建社会保障工作落实、关系到社会安宁稳定的大事,税务部门要认识到这个做法的深远意义,统一思想,好好地收。他还说,针对企业担心的问题,完全可以给企业开诚布公讲明白,相信对方都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我们引进一家企业,不管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如果连这种基本的社会责任都不愿意承担,那么我们引进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简单几句话,我听出了习省长的信心和决心,也看出了他高瞻远瞩、着眼全局的领导风范。后来,为了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落实,习省长多次牵头召集相关领导和部门开会研究讨论,还专门成立工作领导小组,最终决定从2001年1月1日起,把地税征收、财政监督、社保发放作为一个工作体制确定下来,全面实施社保费地税全责征收。

那次开征前,全省社保费只能收到两三亿元,有时候连这个数字都收不上来;2001年新体制实施后,当年就收了34亿元,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厦门。今天来接受你们访谈之前,我特地打电话了解情况,现在我们全省收取的社保费已经达到920亿元。可以说,当年习省长为国家的社会保障事业、为全省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也亲身感受到他真是一位沉稳睿智、远见卓识的领导。

采访组:在日常接触中,习近平同志留给您怎样的印象?

张学清:和习书记共事过的人,相信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他为人沉稳、务实亲民、正派清廉。现在回想起来,他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展露出一个大国领袖必备的素养。或者说,在宁德,在福建,他的宏才大略已经初显端倪。原福建省军区司令员陈明端当时对习书记就有一句评价:习近平年纪轻轻,讲起话来有条不紊,真有大将风度。我们都很认同!

习书记在工作和生活上对自己要求都很严格。1989年3月,他牵头制定了《关于地委、行署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主要包括12条:在职期间不准以任何名义占地营建私房;不准个人介绍基建工程;不准贪污受贿和索贿;不准违反招工、招干、招生、毕业生分配、征兵、复员转业军人安置和人事调动的有关规定,私自安插子女、亲友,谋求特殊照顾;不准在干部的提升、晋级和调配选拔上,违反组织原则和人事干部工作程序;公务往来不收礼,不向基层单位索要各种产品、礼品,索购紧俏商品;下基层不准大吃大喝,要严格要求按接待标准办伙食,按规定缴纳伙食费;不准公车私用,如特殊情况私事要用车,要向车辆管理单位缴纳用车费;不准利用职便以任何名义参与经商办企业;不准弄虚作假骗取荣誉或奖励;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带头抵制各种不正之风,不准为违法乱纪的人和犯罪分子说情袒护、徇私枉法;教育管理好家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个多月后,1989年5月15日,又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廉政建设的若干补充规定》,共5条:不准购买新的进口豪华汽车;不准修建超标准的办公楼、宿舍;领导下乡要轻车简从,不要到当地边界迎接上级领导;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除有关人员外,不要层层增加陪同人员;今后领导干部生病,各部门、单位不要用公款赠送慰问品,不以各种理由,用公款向领导赠送礼品,如有违者,财务部门不予报销,领导干部要把物品退还有关部门、单位或上交。你们看,他在30年前就针对作风问题提出如此细致的要求,直到30年后的今天,仍然强调反腐败要持之以恒,充分体现了他对作风问题一抓到底的决心,也体现了他身体力行的坦荡气概。

他在宁德经常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生活上要实行“最低标准”,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他到任以后不换车、不换司机、不换办公室,住就住在地委大院旁边的职工宿舍里,吃就吃在职工食堂,从没搞过特殊、开过小灶。

2010年9月3日,对我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晚上,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来福建视察工作,和我们几个在宁德共过事的老同志一起再叙情谊。他当时讲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说福建是他成家立业的地方。他解释说,自己在厦门成的家,后来在福州生了女儿。而立业主要从宁德开始的,所以对福建对宁德有着特别的感情。他讲得实在,我们听了也很感动。

这一次接受你们的采访,我感到可谓正当其时。中共中央刚刚提出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通过访谈对曾经与习总书记共事交往过程进行点滴回顾,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体现。这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解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理解他对人民的深切情怀。

(转载自2019年7月1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宁德(六):“习书记提出的‘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凝成了闽东精神”

即时 | 2020-11-02 07:24

“滴水穿石”的概念很符合宁德实际,虽然有人发牢骚,但经过习书记一番耐心工作,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就被打消掉,干部群众的头脑也清醒起来了。“弱鸟先飞”的概念确实鼓舞人心,给人长志气。虽然以前大家有一些自卑心理,但“弱”是现实,要从自己身上找落后原因,要奋勇“先飞”。只要有志气,就能后来居上。“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的思想,一直贯穿于习书记在宁德工作的始终,并被闽东人民传承发扬,称之为“闽东精神”。

采访对象:

林思翔,1943年7月生,福建连江人。1983年5月任宁德地委委员、秘书长,1989年7月任行署副专员。其后任福建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省政协常委、经科委副主任。

采访组:林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刚到宁德工作时,干部群众对他期望很高,他当时是怎么给大家做思想工作的?

林思翔:听说习书记来宁德,闽东人确实抱有很高的期望值。因为大家听说习书记的父亲是中央领导,只要从上面要些大项目,就可以把闽东的经济发展起来。闽东那时候真穷啊,交通又闭塞,干部群众有快速致富的美好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本身缺乏志气,老觉得闽东在省里什么都是落后的,经济上体量小,发展又比较慢,滋生出比较强的“等靠要”心理。

在这种情况下,习书记不得不给大家浇“冷水”。他讲:“我不是来当‘采购员’,不是背着项目来的,而且贫困问题也不是靠项目就能得到根本解决的。大项目是要发展,但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就不能急。现在公路等级低,铁路也没有,港口码头开发也不具备条件。我们闽东不可能一夜就富起来,不能寄希望于一下子抱个‘金娃娃’。事物的发展,外因永远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本。关键还是要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力量凝聚起来。人穷志不能短,扶贫先要扶志,只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最终摆脱贫困。”这些是他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与此同时,他响亮地提出了“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的思想。

习书记提出“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站位高,也很有新意,大家听了感到很新奇,但不太理解,甚至心里觉得不太舒服。宁德人穷怕了,恨不得一夜致富,可习书记却提出“滴水穿石”,需要有个适应和接受过程。习书记做思想工作很有一套,润物无声,不用行政命令来强制大家,而是花些时间慢慢跟大家解释,推心置腹地交流,解开人们心里的疙瘩。慢慢地,大家都觉得还是习书记讲得有道理。一方面,“滴水穿石”的概念很符合宁德实际,虽然有人发牢骚说“滴水穿石”滴到什么时间还不知道,但经过习书记一番耐心工作,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就被打消掉,干部群众的头脑也清醒起来了。另一方面,“弱鸟先飞”的概念确实鼓舞人心,给人长志气。虽然以前大家有一些自卑心理在作怪,但咱们人穷志不能穷。“弱”是现实,但要从自己身上找落后原因,要奋勇“先飞”。只要有志气,就能后来居上。

现在回头来看,习书记当年的思路不是很对吗?条件逐渐具备了,方方面面就发展起来了。当时清单列了一大堆,不切合实际。说到底,最终还要靠大家振作起来,凝神聚气,把内心的积极性激发出来,把各项工作做好,改变贫困面貌。“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的思想,一直贯穿于习书记在宁德工作的始终,并被闽东人民传承发扬,称之为“闽东精神”。

采访组:宁德当年是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习近平同志尤其重视脱贫工作。在您看来,宁德的脱贫实践,对他后来形成系统的脱贫思想起到了哪些作用?

林思翔:摆脱贫困,是习书记当年在宁德工作的着力点。宁德这样一个脱贫样本,直接推动了他脱贫思想的形成。正是在宁德这个地方,他加深了对地方贫困状况的认识。宁德是福建最贫困的地方,贫困的面貌在他头脑当中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贫困地区群众要求摆脱贫困的呼声也给他内心带来强烈震撼。在宁德基层,农村的房子都很破旧。当年他陪同王兆国省长到宁德考察,在寿宁县就看到老百姓真有穷得两个人合穿一条裤子的。更重要的是,地区一旦戴上贫困帽子,干部群众的自尊心受到打击,就会觉得什么都不如人家。所以,鼓励干部群众树立信心,长自己志气,也非常必要。这些实际感触,对习书记后来锲而不舍地抓脱贫攻坚,有着重要启发。

宁德的工作经历,也是习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思想的源头之一。他最反感不切实际的数字脱贫和“撒胡椒面式脱贫”。他当分管农村工作的省委副书记时,宁德地委的一位领导,向省里报告说闽东已经基本脱贫。他看到这个报告就表示怀疑。当时全省的计划是到2000年基本脱贫,意味着有85%能够达标,剩下的15%还不能完全脱贫,所以说是“基本脱贫”。考虑到特殊的历史条件,这15%不脱贫的指标就是留给闽东地区的。如果连闽东都已经脱贫了,那全省就全面脱贫了。可见习书记对待脱贫问题非常实事求是,态度也客观冷静。所以我认为,习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理念是在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要精准到每一户里去,一户一户地算,而不是粗糙地、笼统地说达到什么水平了,人均多少。脱贫工作可不能搞平均。

正是在宁德这个地方,习书记开始下决心通过移民安置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部分百姓因为自然条件局限无法脱贫的问题。他到基层调研,多数都是去最贫困的地方,接触最底层的群众。当初他“三进下党”的下党乡,建乡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就是几座旧房子。赤溪村(原下山溪村)的贫困早在1984年就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习书记到宁德后更加重视这个村的脱贫问题,后来整村实施搬迁,从山上移民下来。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除了要给移民盖房子,还要让大家有田种、有事做,安居乐业,让他们的子女都能接受义务教育,斩断“穷根”,防止贫困的代际延续。连家船民上岸和茅草房改造,也是他在地区和省里任职期间搞起来的,最初只是宁德小规模小范围的尝试,后来在全省推开,被称为“造福工程”。这都是他到省里任副书记和省长期间大力推动、起了主导作用的。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两年的接触中,他在哪些方面让您感受最为深刻?

林思翔:习书记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他重情义,有真性情,我认为这是他最富有人格魅力的地方。最有代表性的事情,就是他对老干部的感情。闽东这个地方,北方的老干部比较多。他对老干部敬重有加,舍得花时间跟他们谈话。老干部有什么事找他,甚至谈一两个钟头,他都不觉得是“浪费时间”。用他的话说,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他说:“通过谈话可以沟通思想,这比做其他工作还要管用。”

有这样一件事情。宁德行署有一位领导干部叫李治礼,是从山西过来的。他开始是行署副专员,后来是地区纪委书记,习书记到宁德时他已经退休了。很不幸的是,有一天,这个李书记突发脑溢血,去世了。他的老伴慌乱之中,抓起电话就给习书记打了过去,说:“习书记,我们家老李走了。”后来他老伴跟我讲,她并没有与习书记直接接触过,但在那样的时刻,什么人都没有想起来,一下子就想到了习书记,要给他打电话。其实,是李治礼同志觉得习书记对老干部们很尊重,对他印象好,经常在家里提到,就给他老伴留下了习书记非常值得信任的印象。

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宁德地委有一个老书记叫李天瑞,也是习书记很敬重的人。老书记回闽东来,习书记都交代办公室要派车接送,还虚心向他请教。后来李书记也是突发急症去世了。料理后事的时候,习书记非常难过,当即发了唁电,并交代我全权代表宁德地委去安排抚恤,后来还亲自参加他的追悼会。

他对宁德地委前任书记吕居永同志也格外尊重。他接吕书记班的时候,吕书记已经62岁,他才35岁。但是他下乡调研的时候,还会请吕书记一起去。这份现任领导对上任领导的敬重是非常难得的。

过年过节,习书记去慰问老干部的时候,都要专门去看望老红军。有时下基层,也不忘记这方面的事。屏南县是宁德最贫困的地方之一,他去调研的时候,还专门去了寿山乡东盘村。寿山非常偏僻,是野猴子出没的地方。东盘村就更偏僻了,可是他带着我们跋山涉水,一路走进那个村子,就是为了去看望一位老红军。

采访组:您刚才谈到,习近平同志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除了对老干部的感情很深,还有哪些感人的故事吗?

林思翔:习书记的故事太多了。他千方百计考虑闽东如何摆脱贫困,说到底就是一种为民情怀。他心中牵挂群众,就是人情味的集中体现。还有,他在宁德掀起反腐风暴,清理违规建房,不是说为了抓几个“老虎”,主要还是从维护人民利益角度出发,考虑到闽东的土地本来就稀缺,良田被挤占了,人民利益就受损失。而且,他从陕北的山沟沟里面走出来,又在宁德的万千大山中感受百姓疾苦,对基层农民的情感早就融入了血液。

习书记有一个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和他一起共事的班子成员,或者身边工作的同志,和他谈到一些想法和要求,他都会随时记在上面,甚至包括一些要求解决的个人问题。比如有人要求工作变动啊,家里生活有什么困难啊,只要你的要求是合理的,他都会记在这个小笔记本里。可能当事人自己说完都没有在意,但过一段时间,他就帮助解决了。所以说,他是个行胜于言的有心人,不爱讲官话套话,或是张口闭口讲大道理,而是用实际行动关爱干部群众。

他和大家谈起话来非常平易近人,彼此什么话都可以放开讲,全是大实话,让人感觉到他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真佛只讲家常话”。我想,他的这种人情味,与他丰富的阅历有关。他在陕北农村插队7年,生活中也承受过各种各样的磨难,对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非常珍惜的。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的接触交往中,有哪些亲身经历的故事吗?

林思翔:习书记调到省里以后,对我的工作仍然非常关心支持。1996年底,我调到省科协工作。他知道了,还专门给我打电话聊过几回。有一次,我们省科协在南平市举办山区经济发展论坛,是带有务虚性质的研讨会。我想,最好能请到一位省领导参加,对会议效果能起到促进作用,与会者回去后也好贯彻。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到习书记办公室,想请他到会讲话。习书记想了想,说:“好啊,我支持科协工作。”1999年3月,他就和我一起去了南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论坛办得非常成功。那时候他是分管农业的副书记,会后还专门提出,要去看一看南平灾区重建情况。因为1998年南方发生特大洪水,南平受灾很严重,过了一年,他还在牵挂这件事。就这样,我陪着他把南平的几个县看了一遍。

看完灾区重建,他又去考察了地处南平西芹的福建林学院,为学院办了一件大好事。那个时候,福建林学院建在南平西边的大山里面。学院一直想迁到福州去,但领导层没有人敢拍板,也没有把这件事摆到议事日程上。林学院的领导来找我,说能不能请习书记来看一看,反映一下我们的困难。我就向习书记汇报了这个事。他听完,就决定马上去看看。看完以后,他跟我讲:“学院确实应该搬出来,在山沟沟里面是不行的。”不久,他当选省长,就在他手上,把林学院搬到了福州,和农业大学合并,改名为福建农林大学。

和习书记一起共事过的同志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感到他待人非常真挚,在一起经历的很多事情都铭记于心,不管他当了多大的领导也没有忘记。2010年他回到宁德,那时他已经是国家副主席,还专门找到当时一起在宁德搭班子的老同志座谈,和大家聊得非常愉快。他回想起当年吃宁德本地小吃地瓜粉扣,还高兴地对我讲:“当初咱们做邻居,你们家里有几种菜烧得可好啦!”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那样子,和大家讲家常话,非常亲切。

后来,我们单位先后编了两套书,我专门寄给他。本以为他收不到,可没过多久,他就让中央办公厅的同志给我打电话,说书都已经收到了,向我表示感谢。他从来没有忘记老朋友,这种为人和风格,让我们钦佩。

采访组:除了刚才这些话题,习近平同志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交往中,还有哪些方面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林思翔:习书记到宁德任书记的时候,我是地委秘书长。他的办公室在我办公室楼上,宿舍在我家隔壁,两家的厨房中间仅隔着一个采光小天井。

刚和习书记打交道时,就感觉他非常朴实,生活上也没什么讲究。吃饭就在地委食堂。穿衣服也是入乡随俗,没让大家感觉有什么与众不同。住的跟我们一样的旧房子,建筑面积大约是九十几个平米,条件差不说,还是个靠西墙的房间,太阳一西晒就会很热。他坐的车是一台很旧的老爷车,出事故大修过,经常在路上抛锚。不熟悉的人不知道,宁德虽然离福州不远,可外面的人一来就会被这里的山路吓住。刚出宁德城关就是著名的飞鸾岭,山高路险,盘山路旁边就是万丈悬崖,看下去很可怕。宁德的路这么糟糕,习书记本可以配个好点的车子,可他坚持不用。

他的办公室也是老书记用的办公室,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里外两个小房间,外面有一套沙发接待客人,里面就是一组老式办公桌椅。唯一的“高档”电器是一部窗式空调,转起来噪声非常大,嗡嗡作响,还时不时出点故障,闹罢工。可习书记对这些都不在意。

习书记爱读书、爱学习,这在宁德也是出了名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家属楼里,灯关得最迟的就是他家。有时候到了十一二点,整个院子里都黑乎乎的一片,只有他家的灯光还亮着,他还在看书。我有时到他家里去汇报工作,就看到一摞一摞的书堆在地上,走路都要绕着走。我看了看,既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研究,也有张承志的小说,天南海北,他什么书都看。他说:“我什么书都爱看,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就是这样,白天挑担子,晚上就在小油灯下读书。”

他不仅自己爱读书,也非常提倡机关干部读书看报。当时宁德地委财政比较困难,我当秘书长时,所有地委委员只订了一份《人民日报》,谁要看就去会议室看。没想到他来了就问我:“我的《人民日报》呢?”我跟他讲没专门订。他就说:“《人民日报》一定要订,不看《人民日报》怎么了解国家大事,怎么能当好领导干部?”原来他有天天看《人民日报》的习惯。后来,我们不仅订了《人民日报》,《福建日报》也是每人一份,在习书记的潜移默化之下,地委机关读书看报的气氛也逐渐浓厚起来。

他不仅自己爱读书看报,而且对于报刊建设和发行也重视,《闽东报》就是在他手里复刊的。他刚来的时候就讲:“宁德应该有一张报纸。”其实宁德之前一直是有报纸的,“文化大革命”中停掉了,一直没有恢复起来。他很重视复刊工作,专门成立了筹备组,用2个月时间就把《闽东报》恢复了,他还专门写了复刊词。后来有一次在福安县召开地区报刊发行会,他还专门去讲话,谈到要重视党报党刊的发行工作。

习书记在宁德工作虽然只有短短的2年,但大家的反映很好,他在干部群众中的威望很高。他每次讲话,思想深,视野宽,站位高,看问题有辩证分析,话讲得又务实周到。每次他作报告,会场就很安静。有时候可能开到中午12点半,但大家都听得很认真,觉得有收获,都不觉得累。

应该说,习书记来宁德之后,给这个古老而又闭塞的地方带来了一股清新气息。他的理念是新的,讲的话也是新的,总是充满辩证的力量,分析很透彻。一方面讲清宁德的弱势有哪些,另一方面摆出好的优势在哪里,两相比较,利弊自见,这对大家都是很好的学习和提高机会。他为人厚道,有人情味,从不冷冰冰地居高临下,而是给人温暖和安全感,每次找到他谈话以后,心里都热乎乎的。

今天,他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闽东干部群众都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感到骄傲。有这样富有人情味的人民领袖,我们的伟大事业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转载自2019年6月3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宁德(五):“习书记把‘公仆日’办成了‘连心日’”

即时 | 2020-10-28 07:57

习书记把信访工作放到突出位置,到任不到5个月,就亲自下基层参与信访接访,还提出“领导干部要主动到基层接访群众,在信访中倾听人民的呼声,了解人民的愿望,把群众的声音作为改进工作和作风的营养品”。他说:“有些问题我们已经承诺了的,只要没有大的出入,就下决心抓紧兑现,取信于民。确实需要解决的困难,晚解决倒不如早解决好,早解决更有利于维护党的威信和政府形象。”

采访对象:

李金贤,1944年8月生,福建莆田人,1983年至1988年任宁德地委办公室副主任、行署办公室主任,1989年至1991年任地委办公室主任、地委副秘书长。其后分别任福建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省信访局局长和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副主任。九届省政协委员,2009年退休。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时,您在地委办公室工作。请您谈谈他刚到宁德时给您留下的印象。

李金贤:习书记在福建工作17年半,我与他有比较长时间的工作交集。他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我在他身边工作,任地委办公室主任、地委副秘书长。他调任福州市委书记后,我也调到省里工作,先后任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和省信访局长、省政府副秘书长。习书记当福建省长之后,对信访工作十分重视,我们打交道比较多。和习书记一起工作的那段日子,有许多美好的回忆,有些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习书记刚来宁德时才35岁,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发展经济是整个社会的主旋律。习书记带着在沿海特区工作的丰富经验,从厦门过来,又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后代,所以大家对他期望值很高,都说:省委真重视宁德啊,派分量这么重的干部来,是我们闽东人民的福气。地委对他的吃住行作了这样的安排:在闽东宾馆腾出一个套间,保证单身书记生活起居有人照顾(新婚不久的习书记独自一人到宁德上任);行署新进了两部进口小车,安排一部给他坐,司机由他自己定。这本是入情入理的安排,习书记却一一谢绝了。他说:“车辆还是用老书记退下来的小车,连原司机一起转过来就行了。我也不能住在宾馆,还是搬到机关干部宿舍住,吃在机关干部食堂就可以。”经办人员一听连忙劝道:“这可不行啊!老书记退下来的车已经跑了20多万公里,车头在一次车祸中碰坏修理过,闽东山高路险,还是换新的比较安全吧!让您住在宾馆,主要是考虑到家属不在身边,生活不方便。”但是,习书记还是坚决不从,他说:“我们是贫困地区,不要摆阔气、讲排场,还是过紧日子好。新车就留给接待客人用,要保证客人坐得舒适安全。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享受的,住在机关宿舍,和干部在一起工作生活,各方面才方便。”就这样,在任内,他坚持用旧车,住干部宿舍,宿舍内的床铺、家具基本都是原来用过留下来的,连司机也是吕居永老书记留下的,一直到他离开宁德赴福州上任为止。在这期间,他从不公车私用,夫人彭丽媛几次到闽东来看望他,都是自己买车票或搭便车来的。其实,这些看似平常的举动,在当时来说是很不容易做到的,那时有一种观念是政府对外的形象一定要包装,比如政府领导一定要配豪车,认为这样才能引得金凤凰,招商才容易。但他没有这样想,在当时就表现得很不一样。

习书记来宁德没几天,就搬到机关干部宿舍楼里住,与干部一道吃在机关食堂。办公室就安排在老地委大院办公楼三楼,总共只有20多平方米,里外两间,外面一间摆放着两张沙发,一张茶几,用来会客;里面一间是他办公的地方,放了一张办公桌、一个书柜,虽然安装了一部老式的窗式空调,但他很少用。他来的时候,我们原本想把这间办公室重新装修一下,可他不同意,说原样就挺好,来了就直接进去办公了。

大家都没想到,这个从厦门特区来的地委书记,如此艰苦朴素,如此严于律己。大家也都觉得,跟着这样的领导干,他说什么都服气。

采访组:听说习近平同志刚到宁德工作时,许多干部群众十分期待早日脱贫致富,希望能上一些大项目。请您谈谈他当时对发展宁德经济是怎么考虑的。

李金贤:习书记刚来就给大家留下很好的印象,大家的积极性和信心都很足,一时求富心切,“三大战役”决战决胜的提法就被炒起来了。所谓“三大战役”,实际上是指修建福温铁路、开发三都澳、在赛岐建中心城市这三项大工程。当时社会上流行跑“部”“钱”进,习书记是北京下来的,大家就认为他往北京跑项目要钱肯定更容易。很多人都说:“这下闽东马上就要改变面貌、脱贫致富啦。”

但习书记这个人很沉稳,并没有受当时干部群众高涨情绪的影响,没有立马烧起“三把火”,而是决定先到基层调研。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跑遍了宁德9个县,还考察了浙江的乐清、苍南和温州三个地方。他跟我们说:“闽东脱贫不是那么容易呀。闽东山穷地瘦,山势呈犬牙交错,落差大,直上直下,海拔可以从1000米陡降到几十米,平原地少,山区多是挂壁梯田,田块小,群众说是‘眉毛坵’、‘斗笠坵’、‘蛤蟆一蹦过三坵’。闽东虽然山峦起伏,但林木也少,光秃秃的,没有什么像样的矿产,资源比较贫瘠。沿海四个县也多半是山区,海岛缺电缺水,灾害频繁。所以,我们不能脱离这些实际谈脱贫,不能寄希望于一下子抱个‘金娃娃’。”

采访组:看来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中发现了很多困难和问题。

李金贤:的确,习书记在调研中看到了闽东真正的问题所在,最主要的就是受客观条件制约。首先是自然地理条件恶劣,一旱一涝是常态,老百姓称之为“一场大雨哗啦啦,三天没雨干巴巴”。沿海台风暴雨,一年都要来好几趟,山洪暴发、山体滑坡是常有的事。其次是交通不便。宁德地区关山阻隔,到每一个县都要翻一座又陡又长的岭,进出唯一的公路是104国道,坡陡路窄,险象环生,艰难异常。从福州往宁德走,就要翻越罗源飞鸾岭,坐车一上一下,至少就得一个钟头。到霞浦有杨梅岭,到福鼎有金钗岭,到福安有财洪岭、湄洋岭,到古田有牛岭,到寿宁还有车岭和九岭。如果到周宁县,还要翻过愁岭。愁岭这个地方真是名副其实啊,道路又窄又陡,弯多崎岖,从车里往外边看,处处是悬崖峭壁,就好像坐的不是汽车,而是飞机,非常可怕,真可谓一见就“发愁”。传说外地司机到这里有的都不敢开车,要雇当地司机才敢通过。

习书记还发现,受自然地理环境影响,闽东的老百姓有几种思想倾向。一种是安贫乐道、“穷自在”的观念。满足于“过得去”,反正不愁吃喝,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种想法的人居多。一种是怨天尤人的思想。在高山地区,有人觉得自己的“八字”不好,生在这么个地方,没办法,就“等靠要”吧,总会等来政府救济。还有一种是急功近利的心理。觉得我们穷得被人瞧不起,要赶快改变面貌。于是就不切实际地提了一些口号和目标。还有一种思想倾向就是无所适从,面对机遇又不敢闯,思想和行动都困在家门口了。但习书记更多的是看到闽东人民朴实、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勇气和信心。闽东是革命老区、苏区,叶飞和曾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在这里战斗过。他说:“闽东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蕴藏着不屈不挠的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这是最宝贵的精神力量,这种革命传统留下的基因是能造就人间奇迹的。”

采访组:了解到这些情况,习近平同志采取了怎样的态度?提出了哪些思路和举措?

李金贤:闽东的实际和干部群众的思想状况引发习书记的深刻思考:在发展商品经济,“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态势下,闽东这只“弱鸟”能否先飞、如何先飞?

结果,他写出了一篇名为《弱鸟如何先飞》的闽东九县调查随感,随后召开干部大会,介绍自己的思考和认识。这是他到宁德工作后召开的第一场全体会,大家既兴奋又期待:习书记终于要作报告了,闽东大发展的号角要吹响了。但习书记在报告里面首先指出的一点,就是对他期望值不能太高。他说:“我就是我,父辈的光荣,不能作为儿孙辈的老本。”第二点,他指出闽东经济发展不能急躁,不能寄希望于一下子抱个“金娃娃”,一口吃成个胖子。第三,他强调要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几任班子一本账,一任接着一任干。发展需要接力,各级干部要发扬“滴水穿石”精神,以一种前仆后继、敢于为总体成功牺牲的品格,接续奋斗。这番话言辞恳切,鞭辟入里,但在当时,却相当于给大家泼了一盆“凉水”。许多干部原来热度很高,一听到这里就懵了,大家议论:这个“滴水穿石”,要滴到什么时候才穿啊?

习书记很有领导艺术。他一边泼凉水,让大家冷静下来,充分考虑当地实际情况;一边又保护大家的热情,烧温火,肯定“三大战役”的目标是积极的。他说:“建设新城、开发港口和修建铁路,都是大好事,不是说不行,但要考虑现在能否实现。”他耐心地给大家分析,现在建设新城区不切实际,一座城市的形成是政治、经济、文化、历史长期积淀的过程,不能轻易打破。再说,搬迁付出的代价太大,谈何容易。闽东地区自然地理条件恶劣,区内交通闭塞,物资匮乏,三都澳目前还是军港,缺乏战略物流大后方支撑。福温铁路的建设是大趋势,将来一定会实现,但以我们目前的财力,杯水车薪。习书记说:“这些项目虽然现在不能推行,但我们要看到希望,深入考察分析,做好可行性研究,启动一些前期性的、争取性的工作。我们要做好准备,创造条件,把基础性工作先干起来。”

接着,他又说:“我们闽东要下决心摆脱贫困,目前首要的是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转变观念,树立市场观念、商品观念和竞争观念,这样才能真正踏上富裕之路。”他还鼓励大家要看长远,积极进行宣传和前期准备,闽东的发展应奉行“滴水穿石”“弱鸟先飞”的思想,立足现实,不急功近利,不攀比,不消极,不蛮干,紧中求活,活中求发展。根据现有的时空条件,日积月累,一定会水到渠成。

习书记的报告,在闽东引发强烈反响。那些要烧“三把火”的不切合实际的超前论调消失了,人们开始冷静下来思考,闽东要改变贫穷面貌,到底该从哪里破题。这时,习书记就指出,要从交通入手,先解决路的问题。他在随后一次地委会议结束后,专门把有关同志留下来讨论怎么修路。习书记让我取一份宁德政区图来,摊在桌面上,叫大家都围过来看。他说:“闽东这个地方,关山阻隔,道路狭陡,咱们随便去哪个县,都要花一天的时间,几个乡镇跑下来就要一个星期。光靠目前这一条道窄弯多的104国道,经济是搞不起来的。”他用手在图上一边划线一边说:“你们看,从宁德漳湾出发,经福安县的甘棠和湾坞,再到霞浦县的溪南,上达牙城,经由福鼎的秦屿穿过相山汾水关,抵达浙江苍南,直达温州,这几个点连成线,就可以把咱们宁德好几个县都串起来。咱们就这样搞一个汽车专用线。”那个时候,国内没有高速公路,习书记提出搞汽车专用线,其实就相当于高速公路。习书记这一划,大家都豁然开朗,这条专用线一修通,不仅将宁德城关、福安、霞浦、福鼎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了,而且把沿海几个县搞活了,由此也可辐射带动山区经济的发展。不过说到这里,习书记又说:“我们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共识:一是立足现有区情,着眼现有条件,克服急躁情绪,可先行论证;二是三都澳当前开放条件不成熟,无腹地,还难以形成物流集散中心,应矫正孤立开发的想法;三是当务之急要打通飞鸾岭,开条隧道,这是闽东咽喉,要从发展区域经济高度上积极向省政府、中央有关方面汇报;四要脚踏实地,不能空喊口号。”

就这样,宁德这个“弱鸟”在习书记带领下走上了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先飞”之路。在农业上,他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结合各地区实际发展特色产业,比如霞浦的晚熟荔枝,福鼎的四季柚,福安的芙蓉李,古田、寿宁的食用菌和茶叶,以及沿海县市的养殖贝类、鱼、藻类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带有产业特色的精准扶贫。在工业上,他注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刚才说的修通公路,他还主张大力发展地方工业,跳出了“无电办啥工业”“无工业办啥电”的怪圈。

习书记的宏图大志为闽东脱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闽东人过去不敢走出家门到外面闯世界,后来很多人走出门去做生意、办企业,光福安县就有几万人跑到外地,搞开发办厂子,做茶叶搞物流,形成了气候。周宁人在上海搞钢铁贸易,寿宁人到广东办超市,古田县食用菌更是誉满全球。这些都是过去的宁德人想都不敢想的。之后数年,地委、行署积极地为这个构想做实地调研、规划,习书记离开宁德后,在任福州市委书记、省长期间,仍经常给予指导抓落实。闽东人民都在努力践行习书记当年为闽东规划构筑的蓝图,现在福温铁路有了,福温高速公路也已通车多年,各地县(市)也都基本连上了高速路,福鼎还建起了核电站,辐射周边多个省市的供电需求,带动了本地区周边城市的工业发展。交通的便利,还带动了闽东地区旅游业的繁荣发展。山区农民造福工程及脱贫致富的宁德模式还辐射到了全国。这些都实实在在印证了他当初的预言:“对闽东,我是充满信心的”,“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我们一定可以在许多领域创造‘弱鸟先飞’的奇迹”。

前几年,我有感于闽东的变化及习书记在闽东时期的工作思路,随笔写了一首诗《回眸闽东》,作为服务过闽东的老同志的一点想念:

穷山恶水越千年,山客“曲蹄”苦黄连。

解放翻身民做主,改天换地刨穷根。

改革开放旌旗奋,宏图伟业谱新篇。

更喜圣杰临贫瘠,霞光普照福人间。

“四下基层”集民智,摆脱贫困明方向。

践行唱和“山海经”,滴水穿石开新天。

“双龙”穿山跨海舞,三电凌空入网先。

工贸云集港城美,山清水秀入画匾。

造福新居民乐业,衣丰食足乐开颜。

精准扶贫结硕果,闽东小康奔向前。

(注:“曲蹄”指旧社会对渔民的贬称,“双龙”指福州至温州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三电”指福鼎核电、福安大唐火电、闽东水电)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特别强调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经常到基层群众中走访。请您谈谈他是如何以身作则贴近群众的。

李金贤: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要改革开放,就要往城市跑,到城市里才能发展经济。所以,干部跑乡村的很少,领导到田间地头踩田埂的更少,好像只有大城市里面的“灯红酒绿”,才是改革开放。可习书记不一样。他心里装着群众,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一到闽东就提出“四下基层”,即信访接待到基层、现场办公到基层、调查研究到基层、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到基层,并且自己带头沉下身去。记得2010年9月,作为国家副主席的他来福建调研,专门和我们这些在宁德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见了面。我对习书记说:“这么长时间了,您当年提的‘四下基层’,我们一直在坚持。”没想到我这么一说,把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他说:“对呀,‘四下基层’我也一直强调,到了浙江也这样要求,到了北京,对国家信访局也讲过领导干部信访要下基层的事。”

习书记下基层总是要求去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当时宁德最偏僻、最贫困的四个乡,他去了三个,只有一个因为工作调动没来得及去。他在基层从来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注意体察民情。他跟我们讲,下基层要会看“三面”:田面、人面和市面。田面,就是要看田间地头有什么庄稼,庄稼长得怎么样;人面,是看群众的精神面貌,如果面黄肌瘦,就说明生活条件不好;市面,就是看集市交易是否活跃、物价高不高,等等。进了群众家里,他不光围绕生活问题问长问短,还要揭开锅盖子,看看老百姓平时到底吃些什么。也正是因为他与群众走得近,老百姓才发自内心地认可他,对他感情很深。

我举两个习书记下基层的事例。一个是他当年去下党调研的经历,真是非常辛苦。下党是当时平溪乡一个村划分出来新设的乡,没有电、没有财政、没有办公楼,几千号农户,进出没有公路,也没有车,人们交公粮、买东西,都是肩挑手扛,非常不方便,要看病就更难了。习书记听说了,就要去看一下,并打算帮助解决修公路的问题。记得那是1989年7月,天气非常炎热,先是坐车一路颠簸到平溪乡上屏峰村下车,再步行20多里山路,到下党就已经中午了。我们在村头鸾峰桥边座谈,简单吃了午饭后,又去看望了几户贫困群众。下午2点多了,习书记就提出不再原路返回,去现场考察要修的那条路。

那是一条很小的山间路,很久都没有人走,荆棘丛生,高低不平。下党公社(那时候下党乡还叫公社)的书记拿着一把柴刀走在前面,边劈开杂草边往里走。我们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做拐杖,跟在他后面。大热天走在草丛中,就像待在大蒸笼里一样,一个个大汗淋漓,气喘吁吁。那时候也没有瓶装水,渴了,就捧溪水喝,抹把脸。我们从下午2点走到7点才走到上屏峰村公路边,然后坐上车,又晃荡一个多钟头,晚上8点多才回到县招待所吃上饭。那一天真是累坏了,很多年轻人的脚底都打了泡。路上我就跟习书记说:“今天我考虑不周,实在是太累了,你身体吃得消吗?”没想到他很轻松地说:“这点苦不算什么,当年我当知青插队的时候住窑洞,跳蚤咬得皮肤都肿了、烂了。白天干活,挑一两百斤的担子,一肩挑可以不换肩。”我很感慨,习书记那么小的时候就经历过磨炼摔打,一般的年轻人是比不上的。

第二个事例,是有一次我陪他坐船去福鼎县的嵛山岛调研,当年嵛山岛只有一个简易小码头,机帆船到了岛边靠不上去,只能用小舢板转运。那个时候气象预测不是很准,去的时候很顺利,风平浪静。回来时突然起了五六级的风,海浪一下子就掀高了,小舢板始终靠不到大船上。船民在船头顶风的地方试了几次都靠不上去。习书记说:“咱们要背着风上,不要去顶着风,从后面向上靠。”果然,背着风一下子就成功了。上岸后,我跟习书记说:“今天真有点后怕呀,万一靠上不去,船翻掉就麻烦了。你会游泳吗?”他就笑了,给我讲他在厦门时游大海的经历。他说有一次游兴正浓,不经意间发现浪不对劲,好像是要退潮了。他沉着冷静,辨析海水流向,采取侧仰姿势,积蓄力气,剪浪而游,终于安全游回来了。他说:“遇到这样的事情,首先心里一定要冷静,不能慌乱。无论做什么事情,首先自己不要乱了自己。”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对信访工作比较重视,提出了独特而明确的要求。请您谈谈当时的主要背景,以及在他的要求下,采取了哪些措施,成效和反响如何?

李金贤:习书记总是说,一个领导干部做工作想抓住要害,就要把信访作为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为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他说:“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不仅要对上面负责,而且要对群众负责,为人民做主。古时候的贤明县官尚且还有击鼓升堂、为民伸冤的,而我们却成天忙于开会,很少主动去抓这个事,这是不应该的。”

他把信访工作放到突出位置,到任不到5个月,就亲自下基层参与信访接访。记得他到霞浦县搞信访接待,忙活了整整一天,受理了86件事,当场就解决了十几件,剩下的就让相关部门在一个月内解决掉,老百姓十分高兴。习书记实实在在为民办实事,当天晚上的总结会议上,就提出“领导干部要主动到基层接访群众,在信访中倾听人民的呼声,了解人民的愿望,把群众的声音作为改进工作和作风的营养品”。为了强化信访工作,他很快就研究制定了领导干部下基层接待群众来访制度。后来,领导干部下基层接待群众来访的做法进一步向面上推开,每个月20号,各个县市领导都要安排接待群众来访,了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干部们把这一天叫作联系群众的“公仆日”,老百姓则把这一天称作“连心日”,觉得这一天像过节或赶墟(指农村集市)的日子一样。他还特别强调这种制度不要刻意追求形式,而要讲求实效,多办实事,要体现求实精神。他说:“有些问题我们已经承诺了的,只要没有大的出入,就下决心抓紧兑现,取信于民。确实需要解决的困难,晚解决倒不如早解决好,早解决更有利于维护党的威信和政府形象。”

在习书记的执政路上,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对信访工作的重视。他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就在福州五区八县全面推行建立领导干部下基层接访群众信访日制度。他任福建省长时,多次到省信访局视察并指示,在百忙中参加了省信访工作暨表彰大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放下架子,主动上门,把信访工作做到基层。他跟大家说:“关心帮助每一个需要关心帮助的人,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在他的指导下,全省各级各部门都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信访接待日制度,有效化解了许多信访积案、老案,受到群众欢迎。再后来,他到浙江当省委书记,还专门让浙江省信访局局长到福建了解信访工作。浙江信访局把习书记在福建推开领导干部信访下基层的经验做了总结,并在浙江全省推开。当时,他作为浙江省委书记,还亲自带着省、市、县三级主要领导干部到浦江接待来访群众,这在全国还是首创。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您在办公室工作,请谈谈他对机关干部特别是办公室干部提出过哪些要求?

李金贤:习书记很重视办公室工作,也很熟悉办公室工作,所以很体贴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难处。我原来在行署办公室当主任,他来了5个月,就把我调到地委办公室。当时我心里忐忑不安,因为自己年龄比较大,比习书记年长十岁,而且我也知道,习书记工作要求高,节奏快,规矩也很严,计划性强,我怕跟不上他的节奏。结果,他叫我过去谈话,好像已经摸透了我的心理,讲得很直率。他说:“办公室工作是一个苦差事啊,什么好受的没有,只有难受。有的人不愿意来,愿意来的人,组织上还不一定看得上。”他这么一说,一下子就让我放松下来,也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他随后对我提出了办公室工作需要加强的几个方面:一是加强制度建设,强调按规矩办事;二是加强干部管理特别是秘书的管理,并说领导的秘书是工作的需要,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特权;三是加强学习思考,多下基层调查研究,抓好落实督察反馈。

习书记总是能够指明办公室的工作方向,帮助我们理顺办公室的各种关系,对同志们的工作充分肯定。但工作上需要注意的问题,他也直接提出来,从不含糊。拿文字工作来讲,他说文件是用来指导工作的,连标点符号也不能马虎。他最怕文稿写成长文,一个报告稿,一般四五千字就可以,但是条理一定要清楚,观点必须鲜明,要引经据典,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明白,绝不能唱高调,不能讲空话、套话。习书记平时看书多、知识面宽,办公室的同志们都在他的带动下主动学习充电,素质都有很大提高。他也十分懂得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难处,有时大家会跟他唠叨一些柴米油盐上的事情,他都非常理解。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给大家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您印象最深的有哪些事情?

李金贤:我对习书记印象最深的事情,首先就是勤奋好学。大家可以看一看他的讲话,许多用典都是信手拈来。这都源于他广泛的阅读和丰富的阅历,正可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他什么时候都能挤出时间来看书,而且什么书都看,基本上是把整个空余时间都放在读书学习上。白天不下乡的时候,他会准时到办公室,看文件、看材料,找人谈话。业余时间,就一个人在家里看书。那些日子里,我晚上加班回家,总能看到他的灯还亮着。即使是下乡最辛苦的时候,晚上也是雷打不动地看书,每一个县的县志,是他的必读书目。记得到寿宁县下党乡调研,前一天晚上吃完饭,他在县城溜达,转着转着就转到了新华书店。进了书店门,就看他两眼直放光。他惊讶地说:“没想到寿宁县城书店里还有这么多好书啊!”他总共买了八九本,有马恩列经典著作,有冯梦龙的《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还有一本清末小说《九尾狐》,我觉得非常新鲜。

他亲口给我讲过,当年在梁家河插队,是带了两箱子书下去的,连词典、字典都带去,看不懂的字、不理解的词义,就翻字典、词典,每天晚上就是在煤油灯下看书,日积月累地读书。他来宁德,也没有什么随行的东西,除简单的被褥衣服外,全都是书。当时国内各地正在流行跳交际舞,年轻人都在学、都在跳。他当时一个人在宁德,但从来没有见他去跳过一次舞,就只爱读书。记得有一年元旦,他让秘书回家探亲。晚上8点多,我与时任宁德县委书记陈修茂不约而同到他家里找他,只见他的书桌上放着几本书,有一本书正翻看了一半放在灯下。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他如果不是这样博览群书、勤学积累,没有这样的态度和精神,就不可能成就今天的一番作为,就不会形成当今指导中国发展道路的治国理政思想。

第二,他看事物总是站位很高、立足长远,深谋远虑,而不是只谋一时一地。这一点从《摆脱贫困》这本书就可以看出来。当时他为什么要提出“摆脱贫困”而不是“消除贫困”呢?因为他考虑到,摆脱贫困其意义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而这种贫困消除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仅仅是一个“摆脱”,就要多少年一步步地努力,“消除”就更难了。所以,这也与他提倡“经济大合唱”,提出“滴水穿石”精神密不可分,不能想着一蹴而就,而要一步一个脚印,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扎扎实实地做工作。他讲的这些话,大家都能听懂,也能接受。

第三,就是他处事果断、笃定。记得1989年政治风波那年的5月,正是敏感时期,大家说话表态都比较谨慎。我们宁德地委计划召开新闻工作会议,但没想到赶上政治风波进入高潮,谁也不敢出来讲话,也不能出来讲话,怕讲错,叫人家抓住“尾巴”。大家就商量,要不要把会议延迟一下。可习书记却拍板说:大胆开。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各个县的县委书记,还有新闻工作者和各报道组组长。他在会上提出了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鲜明观点。他说,一是要冷静分析思考,认清当前形势;二是要搞好舆论引导,弘扬社会正气;三是要加强新闻队伍建设。立足于冷静思考,他还毫不含糊地对民主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讲得非常精彩。他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应该是人民利益的一种法制化的体现,而不是某一阶层、某些人的随意性,也不是满足任何一些人、任何一个阶层提出的任何一个要求。极端化地去要求别人或者要求国家,其实就是只要求别人对自己民主,而自己则可以不受任何的约束,这是行不通的。”现在来看,这些话依然振聋发聩。在当时那个时期,大家听得鸦雀无声,都觉得这个习书记真是高人,敢讲,而且讲得在理,很多疑虑都打消掉了。那个时候,各地各种谣言满天飞,说什么话的都有,可是宁德地区却非常平稳,没有人跟着瞎折腾。直到那场风波过去之后,各地搞清理清查,习书记在这个会上的讲话才引起关注,当时新华社福建分社社长还专门把习书记的讲话整理成内参报了上去。那个时候,他只有36岁,真是太了不起了。

今天,我们虽然不在他身边和他共事,但看到他在国际舞台上自信而笃定的神态,听到他优雅而沉稳的讲话,我们深深为之折服。他代表中国传统,代表中国形象,也将带领中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转载自2019年5月31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宁德(四):“习书记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宁德人民早日摆脱贫困”

即时 | 2020-10-27 07:22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调研,习书记对整个宁德地区的面貌有了深刻认识。他认为宁德扶贫要先扶志,要想发展,首先要摒弃“等、靠、要”的思想,解决思想贫困问题。他提出要树立“弱鸟先飞”的意识,发扬“滴水穿石”的精神,要想飞得高,就要看准一个目标,脚踏实地积极干,长期不懈地干下去,实现“弱鸟”先飞、快飞。

采访对象:

陈修茂,1951年7月生,福建福清人。1987年任宁德地区宁德县(市)委书记,1990年8月后任宁德地委委员、纪委书记,福建省纪委常委、省纪委副书记,厦门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厦门市政协主席。

采访组:陈主席,您好!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到宁德任职时,您对他的第一印象。

陈修茂:习书记是1988年6月到宁德任地委书记的。当时,宁德除了宁德、霞浦、古田3个县以外,其他6个县都是全国连片贫困区,整个地区财政收入不到5000万元,地区所在地宁德县的财政收入还不到400万元。我那时候是宁德县委书记。1989年,也就是习书记来宁德的第二年,宁德县由县改为县级市,1999年更名为蕉城区。

当时宁德地区的发展特点,可以用“老、少、边、岛”4个字概括。第一个“老”,闽东是福建著名的革命老区,又是老革命家邓子恢、陶铸、叶飞等战斗过的最后一块苏区。第二个“少”,是全国畲族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福安、宁德、霞浦、柘荣、古田等地都有畲族乡畲族村。第三个“边”,当时宁德地区地处边境,发展较为落后。以宁德县为例,县下面的洪口乡连砂石路都不通,拖拉机都开不到乡里。那时习书记去洪口乡调研,都是走路去的。第四个“岛”,宁德岛很多,海岸线很长,弯弯曲曲有1046公里。

习书记刚到宁德上任的时候,临时住在闽东宾馆。那时,宾馆条件很差。正值6月,宁德酷暑难耐,宾馆连空调都没有。但习书记既来之,则安之。他给我们大家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简朴、亲切、平易近人。

那个时候,宁德的干部群众对习书记充满期待,其中也有“等、靠、要”的思想,知道习书记在北京工作过,又在厦门特区当过副市长,希望他能带领宁德人民大干快上,马上开发三都澳、建设铁路、高速公路等等,能很快地推动闽东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采访组:面对这种期待,习近平同志的态度是怎样的?他采取了哪些实际举措?

陈修茂:习书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扑下身子,到基层开展调研。他特别看重基层工作,对宁德全体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明确提出“四下基层”的要求,就是: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这成为他工作思路和工作作风的生动体现。

对于“四下基层”,习书记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调查研究下基层”。那些一般人很少去的偏远山村,他都去调研走访。有的地方车子进不去,他就走路,走也要走进去了解群众的真实生活状况。他说,只有这样才能看到真实的东西。

调研中,他贴近群众,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问老百姓最关切的问题。他认为,做好基层工作,村干部至关重要。有一次,他在一个村里调研时讲:“当好村干部,要做好几件事:一是要有带领大家脱贫致富的理想,首先要勇于带领大家摆脱贫困;二是不能多吃多占,不仅群众的东西不能多吃多占,集体的东西也不能多吃多占;三是遇事多与群众商量,处事要一碗水端平。”他讲得既中肯又实在,大家听了都不住地点头称赞,感到有这样的干部当领导,心里都很踏实。

1988年底,他到我们宁德县洪口乡调研。洪口是宁德地区四大特困乡之一,与寿宁县的下党乡齐名。调研中,他了解到整个洪口乡人口少,梯田面积大,粮食产量低,立即对县里提出要求:“洪口乡是新成立的一个乡,大家要全力支持,要派最强的干部去当书记和乡长。”随后,习书记又对洪口乡的发展指明方向:第一,洪口乡身处大山之中,造林自不必说,还要种一些经济作物,比如种茶、种果、栽竹子等;第二,这里水资源很丰富,应该勘察一下,看能不能建水库搞水力发电。我们按照习书记的指示,派当时任县民政局局长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干部去洪口乡任书记,很快把洪口乡的各方面工作都带入了轨道。后来,我们在洪口修路时进行勘察,发现洪口确如习书记所说的,很适合修建水库水电站。最后,我们把洪口水库建成了,既发电,又吸收部分劳动力,而且还把洪口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这为洪口乡快速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水库,洪口的脱贫速度不会这么快。

采访组:除了调查研究下基层,习近平同志在其他三个方面还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陈修茂:习书记不仅调研在基层,面对宁德当时较为繁重的信访工作,他要求信访工作也要下基层。具体来说,就是由县有关部门领导组成队伍,县四大班子领导亲自带队,到乡镇一线去开展信访工作。简单地说,就是变群众上访为领导干部主动下访。按照习书记的要求,群众接待日要提前一个星期贴出公告,清清楚楚地告诉老百姓:某月某日,县里主要领导要到某某镇召开群众接待会,欢迎大家前来反映问题。

当时还是6天工作制,每周只有星期天休息,我们就把接待日放到这一天。因为来反映问题的人比较多,镇里条件有限,地点一般安排在学校操场或教室里。我们把可能遇到的问题分成七八个大类,不同的问题到不同的教室,老百姓来了一看就很清楚:反映经济问题的到一个教室去,反映处理案件不公的到另一个教室去,如此等等。接待过程中,有的群众是反映困难希望政府帮助解决,有的是对政策不了解或是有误读,希望我们帮助解释。一开始,老百姓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过来,没想到经过我们耐心细致的解释、疏导、分析利弊,和老百姓的心贴近了,问题迎刃而解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也大大增强了。

就这样,群众接待日每个月搞一次,坚持了下来。一开始,教室经常被挤得满满的,一天要接待上百人,梳理下来能有30多个具体问题。渐渐地,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群众来得也越来越少,信访接待下基层这项工作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其实,“四下基层”制度不仅是习书记倡导的良好工作作风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以这项制度为抓手,带动做好各乡镇的脱贫致富工作。那时候的农村,脱贫不容易,但返贫却很容易,要想确保脱贫成果,必须做到责任包干。“四下基层”就是责任包干的有力抓手。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及时了解基层实际,对贫困状况、群众生活有基本的把握,自然能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这种类似“包干”式的方法,在当时发挥了显著成效。习书记在“四下基层”中了解了宁德的农村,也引导宁德各级领导干部俯下身子,走群众路线,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采访组:您的讲述让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通过“四下基层”了解了宁德的基层面貌。那么,他是怎样带领宁德人民摆脱贫困的呢?

陈修茂: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调研,习书记对整个宁德地区的面貌有了深刻认识。他认为宁德扶贫要先扶志,要想发展,首先要摒弃“等、靠、要”的思想,解决思想贫困问题。他提出要树立“弱鸟先飞”的意识,发扬“滴水穿石”的精神,要想飞得高,就要看准一个目标,脚踏实地积极干,长期不懈地干下去,实现“弱鸟”先飞、快飞。

习书记给整个宁德地区的脱贫致富制定了长远规划:在保护环境、植树造林的同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发展多种经济;各个县要根据自身特色,制定不同的发展目标。我们宁德县既有沿海乡镇,也有山区乡镇,属于复合型城镇,同时又是地区行署所在地,所以当时习书记对我们宁德县的定位就是:发挥地区所在地优势,以沿海带动山区,发展目标就是建成地区经济发展中心。

习书记很重视环境保护,对宁德地区植树造林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深刻认识,很有远见。1987年9月,宁德九都乡畲族村九仙村,因为连降暴雨,水土流失,一天晚上出现了山体滑坡。除1人逃过一劫外,其余15户32位村民全部遇难。我们都感到很痛心。后来,我陪习书记专门视察了该村灾后重建家园的生产生活情况,在得知宁德地区山体滑坡频发的主要原因是森林破坏严重,习书记要求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村搬到平整的、不会出现滑坡的地方,然后整片整片地造林。于是,我们就根据习书记的要求,重新选址建立了新九仙村。习书记专门去看望了新九仙村的群众,又向乡亲们讲起植树造林的重要性,告诉大家要多种茶、多种水果,做好环境保护。

习书记还特别注重植树造林与当地经济相结合。宁德县虎贝乡从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就开始做蒸笼,至今有900多年历史,是一份珍贵的民俗文化遗产。但在当时,虎贝乡都是一家一户自己做蒸笼,规模很小,只能内销。习书记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提出:“蒸笼是老字号,要成规模,把老字号搞起来。”而要把规模搞起来,首先就要求原料能跟上,竹子是蒸笼的主要原材料,这就需要造林造竹。大家觉得植树造林对自己增收有帮助,自然就提高了积极性。很快,虎贝蒸笼的原料问题得以解决,规模也越做越大,现在已行销世界。

今天你们再到宁德去走一走,就能看到习书记当年大力推广种植的树和竹子都已经成材,宁德市的森林覆盖率达到67%,超过了福建全省的森林覆盖率,这就是他当年早抓植树造林工作的硕果。而当时全国各地对环境保护和植树造林重视程度还不高,习书记能高瞻远瞩,真的很不简单。

习书记还要求我们结合实际发展多种经济。有一次他跟我们讲,宁德地区有种水果的先天优势,特别是有特色的水果,像水蜜桃、蜜桔、柑橘、葡萄,都适合宁德的气候条件,而且现在市场非常好,需求量很大,为什么不发展呢?我们就在习书记的指引下开始种植这些经济作物。如今,全国品质最好的水蜜桃就出产在我们宁德市的古田县,还有蜜桔、柑橘、巨峰葡萄等销路也很好。这些都是习书记当年大力推广的结果。

现在我们都知道,宁德是全国茶叶的主产地,但在当时,我们这里虽然也种茶,但却是零零散散的,每个县都有一个茶厂,品种杂乱,质量不一,不成规模,更谈不上有什么出名的品牌,对外自然也就卖不上好价钱。有一种说法: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调。这些说法用来形容当时宁德乃至福建的茶叶生产情况,是再形象不过的了。

习书记经过调研,发现福安、周宁、寿宁、福鼎这些县非常适合种茶,就要求我们因地制宜给茶叶分级,要成片、成规模地种植,科学管理,打出品牌,尤其要打出宁德的品牌,做出精品茶叶。他还特别强调:“一些贫困户搞不起来你们就要帮他,由贫困户提供劳动力,生产队在其他各个方面提供支持。”那个时候银行贷款还比较少,生产队就给农民赊账,还给一些补助,终于使茶叶生产成了规模。

除了推进茶叶种植的规模化,习书记还指导推进茶种改造,提升茶叶质量。后来习书记离开宁德去福州任职的时候,我们的茶叶生产已经成了规模,经过茶种改造,生产出来的茶叶质量也有了提高,但他还一直牵挂着宁德茶叶产业的发展,叮嘱我们:“成了规模,有了质量,没有品牌,销路也不行。”考虑到宁德地区的宁德小市、霞浦、福鼎能够出产茉莉花,习书记就支持我们从福州引进茉莉花茶制作工艺,还帮助我们打造白茶和茉莉花茶的品牌。

现在,宁德已经成为福建生产茶叶的一个重要基地。谈起福建的茶叶,除了武夷山,接下来就是宁德的品牌,像闽东白茶、福鼎白茶、宁德茉莉花茶,都已经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单单茶叶这一块,就使我们宁德县的霍童、虎贝、洋中、石后、赤溪等许多乡镇摆脱贫困。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规模化生产、质量提升,还是打造品牌,都凝聚着习书记的心血。

在带领宁德人民摆脱贫困的过程中,习书记不仅对植树造林、种植经济作物这些农业方面的内容非常关注,他也很注意因地制宜发展工业,提升人口素质。有一次,我们向他汇报石后乡引进香港的针织厂,他听了很感兴趣,就实地去调研,看一下这个山沟沟里怎么引进针织厂。来到石后乡,他就问我们:“针织厂办到这里来,那工人素质怎么样?”我回答说,工人基本上都是小学文化,能有初中文化的就算不错了。他听后说:“你们劳动力资源很雄厚,引进这个针织厂也不错,但要注意抓好工人培训,要有一批能够胜任针织厂工作的工人。如果你的培训没有跟上去,那开办针织厂就是给别人打工。”

还有一次,习书记来到飞鸾镇,给我们出主意:“你们飞鸾镇离福州这么近,而且有这么多华侨,为什么不搞‘三来一补’?这里有劳动力,可以引进一些适合农民做的事情。”所谓“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制作、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对当地劳动力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条件的要求比较低,确实非常适合我们当时的情况。我们很快联系到福州十邑同乡会会长林铭森,准备在飞鸾镇开办一个玩具来料加工厂。习书记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就对我们说:“据我了解,玩具方面的来料加工和来件加工订单很多。我看飞鸾周边几个乡的劳动力比较丰富,特别是妇女劳动力闲置的比较多。这个玩具加工厂,可以考虑把周边乡镇的劳动力也吸引进来,形成一个聚集区域。这样的话,周围的劳动力也都调动起来了。”我们就按照习书记的建议,把千家万户都纳入其中,形成了飞鸾、三都、城南的玩具制作聚集区。因为是“三来一补”的模式,制作玩具的原料和样品都是对方拿来的,我们工人只需要照着样品去制作,甚至都不需要厂房,妇女在家就能做,这样她们还能兼顾做家务、照顾小孩,效果非常好。

在习书记“弱鸟先飞、滴水穿石”思想的指导下,宁德经济快速发展,地区财政收入从以前不到5000万元发展到现在超过100多亿元,涨了200多倍。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关于脱贫攻坚的论述,几十年前他在宁德的实践就已经堪称“精准扶贫”了。说实在的,作为本地人,我们都没能够像他那样对问题了解那么透,也没他想得那么深,看得那么远。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您是在习近平同志任职宁德期间提任地区纪委书记的,请您结合自己的情况讲讲他的用人观吧。

陈修茂:习书记经常对我们讲,党员干部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我认为,他在干部使用上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个是五湖四海,一个是默默奉献。

首先,习书记不唯亲、不唯年龄,就看你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责任感,有没有担当。当时我还比较年轻,已经担任宁德县委书记一段时间,但资历比我老的同志多的是。那时,组织上推荐我任地委委员、纪委书记。据说,省里有位领导提出:纪委书记一般要求年纪大一些,德高望重一些,这么年轻的同志去当纪委书记,会不会不合适?习书记就讲:“我比陈修茂同志还小了两岁,我都能当地委书记,他为什么不能当纪委书记?关键还是看能力。”后来在正式文件下达前,习书记找我谈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你当纪委书记是很适合的,因为从你的工作风格、水平,到你的为人、本质,都适合当纪委书记。我相信你能做得好。”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和习书记的接触并不算多,他之所以这么信任我,推荐我当纪委书记,很可能就是看到我工作中处理各种各样事情的时候,能够脚踏实地地去做,有了问题也敢于担当。这也是在他言传身教影响之下形成的。

习书记选用干部的第二个特点就是默默奉献。他观察人并不是听你汇报时说了什么,而是看你实实在在做了什么,有没有做着眼长远的铺垫性工作,有没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当时的宁德是个穷地方,福建的其他地区都撤地改市了,唯有宁德还没有。在这种地方工作,如果不能选出一批默默奉献、勇于铺垫的干部,人人都想着眼前的工作,那宁德就很难有后来的发展。

习书记非常注重干部的党风廉政建设。1989年初,他召开宁德地区党风廉政工作会,会议主题就是讲廉政治理,就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他通过一段时间调研,发现了许多问题,就在会议上提出来重点抓三个方面:一是查处违法违纪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违规占地建房问题;二是查处以权谋私,违规审批各种项目、指标的问题;三是查处贪污受贿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中,习书记把处理干部违规占地建房作为最突出的问题来抓。起因是他在调研的时候,发现郊区很多房子盖得跟小洋楼一样,每栋都不错,但看过去又很不规整,而且又听到群众对干部违规占地建房反映强烈。他就问这些房子都是谁盖的,有没有一些干部参与其中。我经过调查,向他做了汇报:这些房子,一部分是农民盖的,一部分是干部的,还有些是籍贯在这里,但在其他地方任职的干部盖的。他接着就问:“群众有没有反映?”我说,群众当然有反映了,别说老百姓的反映了,我们自己都很纳闷,这些干部怎么会有钱在这里盖房子?当时工资收入很低,每月只有100块钱上下,哪来那么多钱?要知道,干部占地建房会引起群众最直接的反感,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腐败。所以习书记把干部违规违法占地建房当作党风廉政建设的突出问题来抓。

抓违规占地建房,当时是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开始查起,整顿力度非常大,全地区查处了200多名县处级以上干部违规违法占地建房,单宁德县就查处了12名违规占地建房的干部,有的追究法律责任,有的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这件事,在全地区反响很大,群众拍手叫好,都说“共产党在反腐问题上动真格的了!”这件事,也充分展示了习书记从严治党的决心和担当,在宁德干部群众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习书记对干部要求严格,但对老干部十分尊敬,非常重视发挥老同志的作用。我们宁德有一位红军老战士叫黄垂明,是当年闽东游击队队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福安专区(后改称宁德地区)副专员,大家都很尊敬他,尊称他“阿伯”。习书记到宁德任职的时候,阿伯已经80多岁了,习书记逢年过节都去看望他,平时还经常去和他聊天,听取他对宁德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还有宁德地区前任地委书记吕居永。习书记接任的时候只有35岁,而吕书记当时已经62岁了。吕老亲口对我说,习书记在宁德的时候对他就很尊敬,后来他退了休,习书记到省里工作,还是一有空就去看望他,他认为像习书记这样的领导干部确实不可多得。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的工作接触和交往中,还有哪些让您记忆犹新的事情?

陈修茂:习书记有三个特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个特点是生活朴素。当时地委的食堂很简陋,习书记平时就在食堂吃饭。有一个周末,他和秘书一起散步到我家里,我留他吃午饭,他说食堂还留着他的饭呢,不回去吃就浪费了。习书记平时基本没有什么应酬。有一回元旦,我看他晚饭后没什么安排,就约上几位同志去他家里和他一起过节。我们上街买了点卤肉卤料,到他家里,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吃饭。我记得当时筷子不够用,就直接用手抓着吃,他很随和,一点都不介意。

有时候,习书记的爱人彭丽媛老师来看望他,他们就自己买菜做饭,我在菜市场碰到过两次。生活中,他们穿着很朴实,走在街上很难认得出来。

习书记的住处也很简朴。门外的栏杆后面有个储物的地方,那里放着四副挑土的簸箕,还有两三把锄头,这都是他和秘书劳动用的工具。每次机关搞义务劳动,他只要在,从不落下,干起农活来也有板有眼,一看就是在陕北插队时打下的基础。

第二个特点是热爱学习。他很爱看书,涉猎广泛,尤其是对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特别感兴趣。他不仅自己看书学习,还推荐别人学习,也经常组织干部学习。他曾经对我说:“修茂,你要多学一些哲学,还要广泛地读书,更多地了解世界。”1989年8月,习书记把宁德地区所有县委书记都集中到仙山牧场,参加地委学习中心组读书班。那个地方都是沙土路,有的路段拖拉机也难上去,只能坐一截拖拉机,再走一截土路。即便如此,习书记还是扛了很多自己的书上去,想利用这个机会学习。牧场上没什么人,很安静,也没有电话干扰,我们就在习书记的带领下,安安静静地看了些书,学了几篇文章和一些哲学知识。

第三个是拥军爱军。宁德是我国重要的海防前线,当时福建海军基地和海军第21支队都驻扎在这里。每逢台风、暴雨,习书记都是先问部队和驻军有没有损失。我有两次陪同习书记抢险抗灾,都是去的飞鸾和三都这两个驻军所在地。有一次我陪同习书记去三都考察,他对我说:“双拥工作是你们宁德县整个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必须尽全力帮助部队解决各个方面的问题。”在习书记的要求下,虽然宁德县驻军家属比较多,工作岗位有限,但我们依然给各个随军家属安排了相应的岗位,给子女安排入学。当时驻军所在地飞鸾和三都都有中学,但水平还不够,我们就把县一中的初一初二年级各增设一个班,专门接收部队子女前来就读,由部队派两个人负责这两个班级的管理,学校则负责具体的教学工作。

习书记还很注重国防教育,积极选树典型。宁德县有一位英雄人物叫蔡威,真名蔡泽鏛,1928年入党,1930年调入党中央无线电训练班学习通讯技术,是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讯与技术侦察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他在红军长征中曾成功破译敌军密码,为党中央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遗憾的是他在第三次过草地时病逝了。徐向前为他题词,称他是“无名英雄”。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战友遍寻他的后人,最终在宁德县找到了。习书记来到宁德后,专门看了蔡威的家史。他说:“为了教育下一代不要忘了革命前辈付出心血打下的江山,一定要做好革命传统教育。蔡威是无名英雄,宁德人要感到骄傲,要好好地宣传。”后来,我们在蔡威家门外立了一座塑像,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宣传他的事迹,弘扬他的革命精神。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以后,您和他还有联系吗?

陈修茂:习书记离开宁德后,我们保持着联系,主要还是工作上的联系。习书记爱好体育,当年在宁德的时候,我们会约着去游泳。到了省里,也曾一起游泳、打球。

现在,回想起同习书记一起工作的日子,几十年过去了,依然觉得恍如昨天。我很感激习书记对我的信任,更感激他在工作上对我的要求和指引。现在,他是我们党的总书记,是国家主席,是人民爱戴的领袖,我们作为他曾经的下属,都由衷地感到自豪。我们国家要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成为世界强国,我们的军队要成为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军队,就需要有他这样的领袖。我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一定会再上一个新台阶。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心声,也是我们所有华夏儿女的共同心声。

(转载自2019年5月29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宁德(三):“习书记主政宁德时就展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即时 | 2020-10-26 07:23

习书记往往能够在务实的基础上把眼光放长远,以大气魄、大胸怀来规划全局。他当时在闽东的一个战略思维,就是因地制宜发挥资源优势,发展好农业和工业,把近期和短期的事先抓好,既要有“滴水穿石”的精神,谋长远的发展,又要有“弱鸟先飞”的意识,发挥自身优势,着力跨越发展。从他发表在《摆脱贫困》一书中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他当年对闽东的发展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采访对象:

李育兴,1943年11月生,福州市人。先后担任福安县委书记、宁德地委委员兼秘书长、福建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办公厅主任。

采访组:李主任您好!您和习近平同志先后在宁德和省里共事的时间比较长,请您介绍一下大概的情况。

李育兴:从习书记1988年6月来宁德到他2002年10月离开福建,15年间我以不同身份在他领导下开展工作,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88年6月到1989年12月,我当时是宁德地区福安县委书记。第二阶段是1989年12月到1990年5月他离开宁德去福州前,我是地委秘书长、地委委员。第三个阶段是1996年3月到1998年5月,他任省委专职副书记,按照福建省委办公厅的惯例,一个副书记配一个副秘书长,因为我在宁德当过他的秘书长,所以就让我来当他的副秘书长。1998年3月,我任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继续跟了他一段时间,直到1998年5月。那之后,虽然不再一对一为他服务,但他还是省委办公厅服务的重要领导。第四个阶段是从1999年8月到2002年10月。在此期间他从省委副书记升任省长,我作为省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因工作关系,与他仍有较多联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1988年到宁德任地委书记,请您介绍一下当时宁德的大致情况。

李育兴:当时宁德比较落后,是全国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9个县之中有6个是贫困县。我国沿海地区都比较开放,经济比较发达,只有宁德不是,所以又被称为“沿海地区黄金地段的断裂层”。原因有两个:一是地理条件不好,山多田少;二是交通不便,只有一条104国道,虽然有很好的港口如三都澳、赛岐港,但没有对外开放。

习书记刚到宁德时,我感觉他少年老成,年纪不大,但非常稳重成熟、平易近人,不论面对领导干部还是基层群众,他都非常热情真诚。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福安是习近平同志当时的挂钩点。他是如何指导福安经济社会发展的?

李育兴:当时福安县的经济和地位都比较特殊,它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是宁德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

福安县是习书记的挂钩点,这既是历史的机缘,也有其必然性。一是福安的历史地位比较重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有八大革命根据地,闽东苏区是其中之一,而闽东苏区的首府就在福安县柏柱洋村。解放后,福安是专区,专员公署就驻福安县,后来迁驻宁德县,1971年改名宁德地区。二是福安的地理环境特殊。福安有山有水,山海兼备,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海阔岸长湾多港好”。赛岐港在解放前被称为“小上海”,经济比较发达。福安还是闽东的水陆交通枢纽,104国道贯穿其间。三是社会特点很突出。福安的社会特点是“老、少、边、岛、穷、教(宗教)”,这也是闽东的特点。把福安作为挂钩点,对于指导整个闽东的工作具有示范作用。习书记在福安县有3个联系点:坂中畲族乡是民族乡联系点,社口乡坦洋村是党建联系点,赛岐铁合金厂是企业党建联系点。

习书记指导与推动福安工作,首先是推动福安县经济社会发展思路的转变。过去闽东比较落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闽东没有一个经济中心,也就谈不上经济中心的辐射影响作用。当时宁德有三大热门话题,一是开发三都澳港口,二是修建福温铁路,三是建设中心城市。这三个话题其实和福安县都有关系,因为赛岐港出去就是三都澳,福温铁路也通过福安县,尤其是建设中心城市,当时考虑最多的就是福安的赛岐港。这个想法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了,也经过几次论证,主要考虑到赛岐港地处闽东的中心,是水陆交通的要道,已经是物资的集散地,还有一些重点企业在那里。1987年8月,福安县召开了一个赛岐港中心城市研讨会,编制了赛江新城远景总体规划,还请南京设计院规划师来搞设计。1988年5月,赛岐经济开发区已经批下来了,省计委、建委等部门都很支持赛岐经济开发区的建设。

习书记一到闽东就立刻沉下去调研,大概一个多月时间,跑了9个县区、13个乡镇、18个村、12家工厂电站及学校。深入调研之后,他说:“闽东有这三个话题是好事,表明闽东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有了提高,让外界认识这三件事的意义是必要的。但我们的立足点不能放在这上面,可能性和必要性不等于就是必然性。事关地区发展战略全局的决策,要充分考虑到国情省情区情,不要把近期内难以实现的发展目标超前化。当前重要的是抓好中短期的工作。”他还强调:“闽东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关键在农业、工业这两个轮子怎么转,我们穷在‘农’上,也只能富在‘农’上。”他深入调研之后,对闽东发展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感到这三个愿望是闽东的长期工作,现在搞不现实,“一夜暴富”的思想也行不通。

面对福安县的发展思路问题,习书记作出了深刻思考。1988年10月4日,习书记在赛岐镇主持召开赛岐经济开发区现场办公会,会上他认真听取开发区包括中心城市的规划情况以及历史上的来龙去脉等汇报,并做出指示。根据习书记的多次讲话精神,福安县委县政府制定了“东西两个口、南北一条线、三点一线带全县”的区域发展战略。“东西两个口”,即东面是赛岐,西面是穆阳;“南北一条线”,就是104国道;“三点”就是赛岐、穆阳和韩阳镇。提出了“从打基础抓起、建基地上见成效、立支柱上突破、抓两通上搞活、重软件上取胜”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出处理好“五个关系、五个同步”,即处理好治理整顿与改革开放、治理整顿与经济发展、治理整顿与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这五个关系。以后的实践证明,福安县的区域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这些措施都有力推动了福安县“两个文明”建设发展。

习书记十分重视和支持赛岐经济开发区建设。他在赛岐经济开发区现场办公会上,肯定了开发区发展的指导思想,并进一步就实施原则、开发步骤提出意见,还现场解决了很多问题。当时办公会确定了两件事:一是把开发区建设列入地委行署的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二是调整充实地区协调指导小组,涵盖地委行署主要部门、主要领导,体现了地委行署对开发区的重视。习书记还帮助开发区解决了几个重要问题,比如给开发区第一期提供建设用地400亩,这在当时是很难批的;帮助解决建设经费、外来落户户籍指标等。落户指标主要用来吸引外地人到赛岐参与开发建设。我们好几次到浙江去联系招商引资,把那边的企业家能人引到赛岐来,这就需要落户指标。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是如何关心指导福安其他工作的?

李育兴:我主要介绍一下习书记对福安老区工作、少数民族工作、宗教工作等的关心和指导。

1988年7月,习书记刚到闽东两个月,就轻车简从去了福安两个地方。一个是甘棠镇观里村,革命时期这里曾是安德县苏维埃政府和中共安德县委所在地,从1934年到1938年4年间,先后有八任县委书记为革命壮烈牺牲。另一个是溪柄镇柏柱洋斗面村,这里曾经是闽东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工农武装组织的诞生地,也是闽东红军独立师的发源地。习书记一来就走村入户看望慰问“革命五老”(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接头户、老交通员、老苏区干部),在斗面村还讲了话。习书记在宁德工作两年期间,经常到老区、基点村(即革命基点村,是指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位于国民党反动力量统治薄弱地区的边远山区农村,村民曾在共产党领导下斗地霸、惩腐恶、抗捐税、分田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和巨大牺牲)调查研究,时刻不忘曾为革命、为祖国流血牺牲的老区人民。

另外,宁德是福建省民族工作的重点地区,畲族一共有16万多人,占全国畲族人口的40%,占全省畲族人口的70%。福安县畲族人口有5。75万,占全县人口11。6%左右,是全国畲族人口最集中的县。福安县本身所辖22个乡镇,其中有19个都有畲族分布,而纯畲族的村庄有721个(包括自然村)。习书记刚来宁德工作时就强调民族工作的重要性。1989年1月17日,他在地区民委第七次委员会议上作重要讲话。《摆脱贫困》一书中,好几篇文章谈到畲族的经济、畲族村的工作情况。

我讲一个事例。1989年初,他到坂中乡大林村调研,村口有一个大林小学。这个小学是一间只有两个小窗户的土坯房,全校4个年级47个学生就只有这一间教室、一个老师,所以每次一个年级只能上十分钟课。习书记看了心情很沉重,回去以后马上委托宁德军分区政委赵文法为大林小学送去了各种生活学习用品,包括书包、铅笔盒、铅笔以及衣服等。后来习书记还给大林村筹措了专项资金,建了一个两层楼四间教室的新学校,实实在在为畲族村教育做了件大好事。习书记就是这样一个人,一边调研一边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而且狠抓落实。

还有就是宗教工作。宁德是福建省宗教工作的重点地区,整个地区有1440多座寺观教堂,宗教徒15万人左右,是全国天主教地下势力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也是当时新建乱建寺庙教堂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福安又是天主教工作的重点县,全县有10个宗教工作重点乡镇,有34个开放的天主教堂口,整个地区信教群众多、分布广,情况比较复杂。在充分调研基础上,1989年10月31日,习书记在福安主持召开宗教工作座谈会,首先听取福安县近一两年宗教工作情况的汇报,对当时天主教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作了全面分析,并就加强天主教工作提出重要意见。习书记强调:“要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要保护合法、正常的宗教活动,限制和取缔非法的宗教活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为什么能够对福安进行那样具体的指导呢?

李育兴:习书记之所以能够对福安的工作进行具体指导,主要是他在福安进行了深入扎实的调研。他担任宁德地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期间,经常到福安调研,我能回忆出的就有以下这些:1988年7月,先后到甘棠镇观里基点村、畲族人口占60%的洋畲村、连家船民最多的甘坪村,还有溪柄镇柏柱洋斗面村调研。1988年10月3日到5日,习书记陪同时任省委书记陈光毅到福安县调研赛江沿岸的绿竹带和坂中乡民族实验小学等。1988年11月,到坂中乡民族实验小学调研。1988年至1990年5月,4次到社口乡坦洋村调研。1989年初到坂中乡大林村调研,还有1989年1月1日到2日陪同时任省长王兆国到福安调研。1988年7月到1990年5月,他先后3次到范坑乡调研,其中两次去了毛家坪特困村。范坑乡是宁德4个特困乡之一,而且地处福安最北边,毛家坪特困村又特别贫困,有一次还是冒雨在那里调研。1989年11月到上白石镇不老村调研。1996年8月6日,到赛岐镇泥湾村、湾坞乡徐江村指导抗灾与重建家园工作。1997年6月6日到上白石镇郑家山村调研闽东脱贫致富奔小康。这次调研,他给郑家山村题词“积极探索山乡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新路子——赠郑家山党支部”,并在这次闽东调研中提出:“要把解决群众的脱贫安居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做到真扶贫、扶真贫。”1996年6月,到福安畲族经济开发区、康厝畲族乡东山畲村调研。

采访组:请您谈谈福安县当时都有哪些具体变化。

李育兴: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大力发展经济,即“打基础、建基地、立支柱、重软件”。“打基础”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投资环境,比如1988年6月动工建设赛岐大桥,1990年10月1号通车;建设甘棠22万伏变电站;建设下白石三千吨级杂货码头;建设罗江万吨自来水厂;安装4000门程控电话;完成湾坞6000亩围垦工程等。“建基地”是在农业上抓了“八个基地”建设,有黑荆树、绿竹、茶叶、水果、水产等项目,形成规模效益。“立支柱”主要是抓好食品工业“五条龙”,将韩阳镇的电机电器进一步成龙配套,抓好赛岐镇的打火机专业化和社会化生产。“重软件”就是制定了各种政策以及“三来一补”等优惠政策。

二是加强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习书记到宁德后,很重视抓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当时福安县正对县里的机构进行“消肿减肥”,全县撤销合并非常设机构47个,增强职能部门的效能。根据“四化”条件调整班子,调整了10名正局级及20名副局级干部。在廉政建设方面,遵照地委和习书记指示,清理干部职工违法违纪占地建房4000多户,罚款87。3万元,清退县直机关干部有私房占公房295户、747间,还收回长期拖欠公款159万元。

三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好事。我前面讲到,习书记很重视教育,身体力行。为了解决当时福安教育上的困难,我们筹措了1000多万元资金,用其中100多万元为福安一中建了一座教学大楼,还对全县228所小学进行改造新建工作。

四是重视联系点建设。在习书记的关心和重视下,他的3个联系点都成为1990年宁德地委工作会议上的先进典型:坂中乡作“畲族之变在于加强村组织建设”的介绍;社口乡坦洋村作“坦洋上富路,党建下功夫”的介绍;赛岐铁合金厂作“发挥整体政治优势,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介绍,反响都很好。

应该说,当时福安县在党的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变化,都是与宁德地委行署的正确领导特别是习书记的关心指导分不开的,同时也是福安人民发扬习书记倡导的“滴水穿石”精神、老区精神、艰苦创业精神的结果,是福安人民增强“弱鸟先飞”意识、解放思想、敢为天下先、勇于开拓的结果。这些,正是习书记所期望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任期间,对宁德的绿色生态建设有哪些重要论述?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

李育兴:那时候的闽东,森林覆盖率与绿化程度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森林砍得多造得少,森林赤字多达30万立方米。还有340多万亩宜林荒山尚未绿化,近50万亩林地尚未改造。但因为当时人们温饱问题还未彻底解决,所以不少人的生态意识还不强。可习书记却十分具有前瞻性,他在1990年4月发表的《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一文中强调:“要注重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把农业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有的地方开创‘荒坡绿色工程’,这就是一条好经验。所谓‘荒坡绿色工程’,就是依托荒山、荒地、荒滩,发展开发性立体种植业,实行集约经营,专业协作。”

1989年1月,他在《闽东的振兴在于“林”——试谈闽东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在闽东这样一个贫困地区,山林资源是一个重要的优势。”“什么时候闽东的山都绿了,什么时候闽东就富裕了。”他还指出:“林业有很高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比如森林能够美化环境,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实现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等。从特殊的意义上理解,发展林业是闽东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

在习书记提出的明确指导思想下,闽东开始绘制一幅林业振兴的蓝图,就是苦战7年,确保1995年完成荒山绿化任务。他还要求稳妥扎实抓好完善林业责任制和健全林业经营机制。如今,闽东的荒山已经遍植绿树,荒坡绿色工程惠及千家万户。抬头看看漫山遍野的青翠,就总是能想起当年习书记满怀信心的寄语。

采访组:从您亲身经历来讲,习近平同志还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发展思路和举措?

李育兴:在我看来,习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这么三条。

一是树立先进典型,以其示范作用推动全局工作。1989年2月23日,习书记把8位农民请到宁德,给地区机关副科级以上干部介绍经验。他亲自主持报告会,逐个进行点评,肯定这8位农民的做法和经验并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地委工作会议上,搞了一个典型材料汇编《滴水集》,里面涵盖了71个典型人物和先进集体。习书记亲自为《滴水集》写序,讲了这样几层意思:首先是滴水可穿石。他写道,“改革开放这十年,闽东的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成就和变化是来之不易的,是闽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辛勤工作的结果,它凝聚着广大群众干部的心血,体现着滴水穿石的精神。”再就是滴水能够映出太阳的光辉。他写道,“在获取成就和推动变化的过程中,闽东人民的先进分子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当中,有靠勤劳起家、科技致富的新型农民;有精明开拓、活跃在商品经济舞台上的企业家;有辛勤耕耘、几十年如一日的山村女教师;有把穷山沟引上致富路,树立了党的光辉形象的‘战斗堡垒’等等。在他们身上展示了‘不耻落后,意气奋发,放胆开拓,争先创优’的闽东风格。”他又讲道,“滴水聚成的涓涓细流,将汇成江河奔腾向前。《滴水集》的汇编,旨在讴歌时代精神,弘扬社会正气,发挥英模人物和先进集体的典型示范作用,将艰苦创业精神发扬光大,成为推动闽东各项工作的巨大力量。”

二是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他往往能够在务实的基础上把眼光放长远,以大气魄、大胸怀来规划全局。作为一方的领导,他不仅抓大事,而且作决策、干工作非常注重符合客观实际。比如在宁德,习书记一方面肯定各地有发展思路和举措是好的,体现的是干事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对那些不符合实际的想法适当“泼凉水”,让干部群众意识到急于上大项目是不切实际的,“抱个大金娃娃”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他当时在闽东的一个战略思维,就是因地制宜发挥资源优势,发展好农业和工业,把近期和短期的事先抓好,既要有“滴水穿石”的精神,谋长远的发展,又要有“弱鸟先飞”的意识,发挥自身优势,着力跨越发展。从他发表在《摆脱贫困》一书中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他当年对闽东的发展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1992年,习书记在福州提出“3820”工程,制定了福州3年、8年、20年的发展规划。作为一个市委书记,会考虑20年的发展,这充分体现了习书记立足长远、放眼全局的战略思维。

缩小山区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提高全省综合竞争力,加快建成海峡两岸繁荣带,是福建历届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重大问题,其根本途径在于实现山海联动发展。1998年初,在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领导下,我们组织全省9地市、55个省直单位进行8个月的调研活动,提出了意见与建议。1998年11月召开的福建省委六届九次全委会上,通过了两个决定,一是进一步加快山区发展的决定,二是进一步加快发展海洋经济的决定。在习书记领导与总策划下,撰写了《展山海宏图,创世纪辉煌——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研究》一书,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山海联动发展的战略选择、目标定位、实现途径等进行明确阐述,便于指导和实际操作。书中关于“加速推进山海协作的战略构想”的实施步骤,分3个阶段共12年时间实现,每个阶段都有主要目标任务及要求,考虑得十分全面,策划是高瞻远瞩的。

习书记任省长以后,还提出了建设生态省的理念,在充分调研基础上请专家进行论证,他还亲自到北京汇报情况,中央有关部门作出了批复。如今,生态建设已经成为热门话题,而早在十几年前,习书记就已经展现了他的前瞻性和预见性。

三是具有开拓精神,注意工作效率和成效。他任省委副书记时,分管统战工作,有两项工作很有开拓性:一项是召开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当时,省四套班子中与统战工作有关系的部门、团体近10个,常发生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的现象。从1996年至1999年4年间,习书记共主持召开了10次统战工作联席会议,避免了工作重复安排或互相扯皮现象,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成效,反响很好。还有一项是开展省海外联谊活动。习书记分别于1997年12月、1998年9月、1999年7月,在深圳或珠海召开香港、澳门地区顾问、理事扩大座谈会,探讨新形势下福建如何面对挑战和机遇,每次都有100多人参加,加强了闽港澳经济文化合作交流。这样开会大大节省了港澳同胞往返时间,也大大提高了座谈会的参与度,深获港澳同胞赞誉。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日常生活中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李育兴:习书记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亲民。他到闽东就讲“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并提出“四下基层”的工作制度。他认为只有到基层去调研,才能知道人民的疾苦,才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和盼望,了解群众的思想和困难。一到闽东,他就到基层了解情况,他对老区少数民族群众更有感情。调离闽东的时候,他专门到挂钩点福安县和工作条件最艰苦的寿宁县,以及3个联系点去告别,这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习书记非常尊重和关心老同志,不论在什么地方工作,都时常去看望老同志,对老同志嘘寒问暖,老同志有什么困难都尽力帮助解决。福建省老区办主任对我讲过,习书记调离福建的时候,还不忘通知老区的老同志来一起吃个饭,叙旧、谈心。这其中,习书记跟项南同志的友谊令我印象尤其深刻。项南同志思想很解放,习书记非常尊重他,一有机会就向他请教。习书记最后一次见项南同志,刚好是我陪他一起去的。那是1997年11月10日。这之前,我随习书记到印度出访,9日回到北京,10日下午他就叫我陪他去看望项南同志。我们到了以后,看到项老西装革履,精神矍铄,原来是当天晚上要参加两场与全国扶贫基金会有关的接待活动。项老看到习书记非常高兴。习书记给他介绍出访情况、福建情况,两个人谈兴很浓,一直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项老还一直把我们送到电梯口。结果万万没想到,项南同志就在当天晚上10点半心脏病突发去世了。他们两人超越年龄的友谊令人感动,这份友谊的根基就在于两个人对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的一片赤诚之心。

习书记对基层干部非常关心。习书记跟福安县坦洋村支部书记刘少如关系很好,有一次他到宁德调研,听说刘少如生病住院,他就到医院里去看望,还交代医生要认真治疗。刘少如的孩子刘智勇到福州去见了他好几次。刘智勇回忆说:“1989年7月,我有幸与习书记一起参加全省党建研讨会,一周的接触中,他总是令人感觉那样的随和友善,极具亲和力,促膝交谈中虽言语平淡,我却能时时感受到他宽广的胸怀和崇高的思想境界。”刘智勇说,习书记教导他要干正事,走正道,树正气。1997年到2000年,习书记还曾两次接见他,每次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农村的朋友,你来了!”刘智勇有一次向习书记反映福安准备开发白云山旅游项目的事情,习书记立刻放下手中的一切事,认真看完刘智勇带来的项目报告。他从不觉得自己是领导干部,都是把自己放到人民公仆的位置上,和老百姓交朋友,为人民尽心尽力干实事。

习书记非常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但他对干部的要求很严,如果干部做得不好,他就会严肃认真地批评。不管是在宁德还是在省里,他都很注重讲究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

习书记为官清廉,崇尚节俭。他在地委大院的办公室陈设很简单,从他来到走都没有改变过,他坐的车也是旧车。习书记的廉明还体现在他对家属要求很严格,在宁德时,彭丽媛老师来,很多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他讲的几句话闽东人至今都还记得:“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你发财就不要想当官,当官就不要想发财。”“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些告诫避免了不少干部犯错误。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主政宁德的经历,对他人生发展以及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有哪些影响?

李育兴:总体来说,习书记主政宁德的两年是他人生的重要阶段,宁德是他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形成地和实践地。我感到,这其中有以下四个原因。

一是闽东独特的地理条件。闽东有山有海,是他接触山海的开始,山区怎么发展,海洋怎么发展,山海如何协作发展,如何念好“山海经”,给他提供了不少实践的样本。

二是闽东独特的区情。“老、少、边、岛、穷、教(宗教)”,闽东方方面面都涵盖了,为他日后处理类似问题积累了经验。在闽东的工作经历,也让他对老区的历史、老区的精神、老区的贡献、老区的牺牲有了更深刻的感受,使他更加重视老区工作与老区的发展。闽东畲族的现状与困难,畲族的特点,畲族同胞对革命的贡献,会加深他对畲族同胞的感情,宁德的经历对他如何指导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如何加强民族团结提供了很好的经验。闽东作为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贫困群众的困难及期盼,习书记了解得十分清楚,如何带领他们摆脱贫困是习书记主政宁德两年的一项主要任务,这方面的思路、实践、成效及经验,他已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作了分析和总结,对他以后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如何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提供了很好经验。闽东的宗教工作突出,当时是宗教地下势力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之一。习书记多次专题调研宗教工作,并采取了不少措施。闽东的工作经历,使他对宗教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对宗教政策及如何做好宗教工作有不少认识与体会。

三是当时独特的“时、势、位”。1988年到1990年,正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时机,又是经济上治理整顿的时机,所以“懂形势,知全局,明精神”很重要。习书记把握整个全局和形势,将中央精神同宁德本地实际结合起来,审时度势做好工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也成为他从政生涯中一段难忘的经历。

四是独特的使命。习书记主政宁德后,担子重了,责任大了,管理宁德地区9个县,既是锻炼,又给了他发挥作用、有所作为的空间。我感到宁德工作给他很多启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是谋全局,一个是谋万世。“不善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从全局考虑很难做好当地工作;“不善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考虑长远的发展,就很难对当下的发展有清晰的思路。所以习书记的发展思路都考虑得很全面、很长远。

我在习书记身边工作的那段岁月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但从他身上学到的知识、修养、工作方法,让我一生受用不尽。他不仅是我的领导,也是对我的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良师益友。

(转载自2019年5月27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宁德(二):“习书记在宁德提出的观点和思路放到现在都是非常恰当和深刻的”

即时 | 2020-10-23 07:23

我认真回想了当年习书记在宁德施政提出的那些观点和思路,放到现在都是非常恰当和深刻的。比如,他说宁德的扶贫工作“等不得也急不得”,所以他紧紧抓住了闽东的三大特点,着眼于克服三大弱点,努力去发挥三大优势,既讲“弱鸟先飞”,又讲“滴水穿石”,这两者与“四下基层”一起构成他在三个层面上关于闽东发展的思路。

采访对象:

吕居永,1926年生,山西泽州人。历任宁德地区福安县委书记、寿宁县委书记、古田县委书记、连江县委书记,1980年任地委副书记、副专员,1983年任地委书记,1988年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兼农经委主任。1993年12月离休。

采访组:吕老您好!您是我们这次在福建采访的同志中最年长的一位,习近平同志当年是从您那里接任宁德地委书记的,能够听您讲他当年在宁德工作的事情,我们感到很荣幸。请您先讲讲当年交接的情况。

吕居永:1988年3月,我在福州参加省里的两会,时任省委书记陈光毅同志找我谈话,说省委想让习近平同志到宁德接我的班,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早已过了任职年龄,有年轻人来接替我,我当然很高兴。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当常务副市长,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我知道他是习仲勋同志的儿子,各方面反映很不错,我就和陈书记说:“习近平同志到宁德最合适了。因为宁德是革命老区,他是老革命的后代,所以他对老区肯定有很深的感情。他到宁德去,我完全赞同。”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交接的时候谈了哪些内容?

吕居永:我主要向他简单介绍了宁德的区情、社情和经济发展情况,给他讲了一个多小时,习书记听得很认真,一直没有插话。我讲到最后,对习书记说:“闽东人民很欢迎你到闽东来工作。”他当时讲了两句话:“你们在闽东工作了将近40年,很艰苦,也很光荣。我是来向闽东老区人民学习的。”之后,我还要到政和县去调研,我们也没顾得上一起吃中午饭,就告别对方各自忙起来了。后来我听说,习书记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跑遍了闽东9个县,相信在他的脑海中已经勾勒出了闽东发展的一个框架。群众都反映,别的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个新书记来了“不烧火”,而是在山里面转了一大圈,调研工作做得扎实,做得深入。

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习书记根据自己一个多月的调研实践,总结出宁德的三个“三”,就是三大特点、三大弱点、三大优势。三大特点包括:一是革命老区,9个县都是重点的革命老区;二是少数民族畲族的聚集区,全国的畲族集中在福建,福建的畲族集中在闽东;三是贫困,宁德是全省最贫困的地区,也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所以被称为“老、少、边、岛、穷”,占全了。

宁德还有三大弱点。第一个弱点是交通闭塞。那时候福州到宁德之间只有一条福安公路,全程要走4个小时。宁德内部交通条件也不好,到福安要走湄洋岭,到周宁要经过油岭、愁岭,到寿宁要经过车岭。第二个弱点是没煤少电。当时宁德只有一个小型水电站,没有水库,只能靠河流发电,丰水期有电,枯水期就没电,发电基本靠天。第三个弱点是群众思想观念陈旧。大多数人认为种田是为了吃饱肚子,养猪是为了过年,养鸡是为了买油盐,小农经济思想严重。

宁德也有三大优势:第一个是政治优势,就是我刚才讲的,有老区这个光荣传统;第二个是山海资源优势;第三个是宁德劳动人民的淳朴风气和艰苦奋斗精神,形成了一种人的优势。

他在宁德工作期间,紧紧抓住了闽东的三大特点,着眼于克服三大弱点,努力去发挥三大优势,给闽东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采访组:您对习近平同志有哪些深刻印象?

吕居永:虽然在宁德期间,我和习书记没有工作交集,但他非常尊重老同志,这种尊重不是挂在嘴上讲的,而是体现在实际工作的方方面面。

首先,体现在用车上。当时和习书记一起新上任的有四个人,一个是习书记,另外有两个是地区副专员,还有一个是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为此买了两辆新车。习书记作为新来的地委一把手,挑一辆新车做专车一点不为过。可他不要,一定还要坐我原来那辆旧车。我那个车出过一次事故,大修过,按理讲是不安全的。可他坚持不换,司机也还用我原来那个。我感到,这是对我这个老书记的一种尊重。第二,他接任我以后,还是用我原来那间办公室,他也不换,更没有装修。第三,我清晰地记得,1988年11月27日,宁德地区召开了一个三级干部扩大会,地县乡镇的领导干部都来了,规模比较大。习书记专门邀请我去参加,还要我在这个会议上讲话。我当时想,我已经退下来了,而且前面几个书记、专员都就具体工作讲得很全面了,我参加一下就行了。可他很坚持,说:“你是老前辈,是长者,一定要讲一下。”为了不同之前那几位领导讲的内容重复,我讲了关于林业工作的一些情况。我说闽东在经济上与其他地区存在差距,林业上的差距更大,这个问题我自己有责任。因为我在闽东工作39年,闽东大部分的山还都是光头山,幼林多,小林多,稀林多,树枝打的多(是指把树杈都砍掉,只剩下一个头),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大跃进”时搞大炼钢铁,把树都砍没了。我们在森林问题上欠了债,如果再不重视,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我还结合之前习书记他们讲的内容,提出了三个要解决的问题:一是认识问题,二是政策问题,三是领导问题。

当时我讲这些话都是即兴的,有感而发的,没有稿子,本以为讲完就完了。结果会议结束以后,习书记让地委办公室的同志把我的讲话整理出来,还印成文件发下去,让各单位学习,令我非常感动。

采访组:后来习近平同志先后调到福州和省委工作,你们同在福州,您和他还有工作和生活上的交往吗?

吕居永:习书记回到省委当副书记以后,我们工作上的接触和交流就多了起来。那时候我已经从人大退下来,到老区建设促进会工作,他当时正好分管我们这个促进会,所以我们经常联系。他很看重我在闽东工作几十年的经历,每次到闽东调研都要叫我跟他一起去看看,看完还很认真地听取我的意见建议,前后大概四五次吧。他下去调研从来不坐小车,都是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坐中巴,随行的除了秘书长李育兴同志,还有一些涉及农村工作的厅局长。

有两次让我印象深刻。有一次是我陪他到福安县徐家塘村,台风来了以后,海水把塘体冲垮了,全村七八十户人家都受了灾。习书记冒着台风再起的危险,到村里去看望农户,不停地嘘寒问暖。还有一次,我们到上洋村和半屿村,这两个村的塘体也被洪水冲垮了。习书记知道以后,要求当地尽快把塘体修复,把3000多亩地保护起来,并提出在这片地上建一个工业区,既保护了土地,又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通过这两件小事,我感觉习书记这个人,对人民群众有情怀,对工作又很有想法。

生活上,我感到习书记是一个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非常严格的人。我讲一件亲身经历的故事。大概是1988年,我和老伴儿从福州回宁德探亲,当时我在人大农经委也给配了车,我们两个人就开着车回去了。习书记的爱人彭丽媛刚好请假也在宁德。我听说彭丽媛去宁德的时候,习书记没有用自己的车去接她,是让她坐班车过去的。等到要回来的时候,他知道我也要从宁德回福州,就问我:“你什么时候回去?”我说第二天就回去。他问我:“回去都什么人坐你的车?”我说就我和老伴儿两个人。他说:“彭丽媛要回去了,顺路搭你那个车好不好?”我说当然可以。我心想,他作为地委书记,爱人难得过来探望他,他派自己的车专门接送一下,再正常不过了。可他却没有,从不占公家一点便宜。他这种以身作则的作风让我很敬佩。

还有一次,我和老伴儿回宁德过中秋节。当时地委有几个同志家属不在身边,习书记是其中一个。我老伴儿说,把他们几个叫过来吧,咱们一起包饺子吃。习书记一听,很高兴地就答应了。吃饭的时候我老伴儿发现他头发很长,就情不自禁地说:“习书记你这头发太长了,怎么也没去理一下。”习书记憨憨地说:“您知道到哪里去理发吗?”我老伴儿就把宁德一个我们经常去剪发的老师傅地址告诉他了。我们都没想到,他每天忙于工作,竟然连剪头发的时间都没有。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以后和您还有交往吗?

吕居永:2010年的时候,习书记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他到厦门开会,路过福州,提出要到宁德去一下,并专门通知我和其他两个同志一起到宁德去跟他见面,还拍了照片。2014年底,习书记到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后又回到省里参加各种会议,非常忙碌,最后也没能和我们这些故交见上一面。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习书记从福建临走时,特意交代省委办公厅,他说:“请跟老同志们讲一下,这次我实在没有时间和他们见面,请代我转达对他们的问候。”大国领袖,行至于此,令人动容。

采访组:听您讲了这些,我们也感到习近平同志对宁德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和对共事过的同志们的情谊。

吕居永:我感觉,习书记这个人有几个特点:第一,知识面很广。古今中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军事都很了解,什么都懂。第二,思维能力很强。他提出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既是他个人从政生涯的深刻体会,也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树立的科学思维方式。第三,作风扎实。他这个人只讲实的,不讲虚的。他跟我们讲过,讲话要讲四种话:讲真话、讲实话、讲短话、讲对群众有用的话,而不要去讲那些大话空话,更不要讲假话。第四,生活朴素。我刚才讲了一些他到宁德生活简朴、对自己和家人要求严格的例子,这些情况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听说你们要来采访我,我认真回想了当年习书记在宁德施政提出的那些观点和思路,放到现在都是非常恰当和深刻的。比如,他说宁德的扶贫工作“等不得也急不得”,所以他紧紧抓住了闽东的三大特点,着眼于克服三大弱点,努力去发挥三大优势,既讲“弱鸟先飞”,又讲“滴水穿石”,这两者与“四下基层”一起构成他在三个层面上关于闽东发展的思路。“弱鸟先飞”,就是要正确认识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充分发扬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集区的“闽东之光”,发扬闽东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意志,走一条适合本地发展的“先飞之路”“快飞之路”;“滴水穿石”,就是要拿出百倍的信心、耐心、恒心,树立长远规划,一任接着一任干。他还提出“扶贫先扶志”,先摆脱“思想贫困”,再摆脱“经济贫困”。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理念和观点。

可以说,习书记在宁德工作那两年,在思想、作风、精神等各个方面,都为宁德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尤其是在思想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带领山沟沟里的闽东人抬眼观察和拥抱外面的世界。记得2010年相聚的时候,他很高兴地对地委班子说:“过去我说,宁德不能指望一下子抱个‘金娃娃’。这些年,一任接着一任干,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都通了,三都澳也开发了,闽东人的愿望实现了,‘金娃娃’不也就抱上了吗?”

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他超群的治国理政思想和指导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赢得了党心,赢得了民心,赢得了军心,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现在也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最强大的时期。这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赢得了20多次掌声,赢得了来自世界的普遍赞誉。如果要问他赢得这份尊重最终根源在哪里?我想还是因为他赢得了人心。人心就是群众,就是他自始至终牵挂不已的人民。

(转载自2019年5月24日《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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